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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跟李娜一起单飞?靠比赛奖金自给自足不易

2011年06月10日 10:46 来源: 广州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法网夺冠,李娜已经成为亚洲女子网球的一姐,但对于她的讨论,更多还是集中在她“单飞”的身份上。“单飞”的李娜获得的成功,引发了更多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探讨。李娜的团队每周开销超过5万元人民币,这笔钱要用来聘请合格的教练、医生、体能师,还要满足她全球参赛的旅行开支。要单靠比赛奖金承担如此开销,唯有世界排名前50位的球员才能做到。看起来,“单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我们是否也具备让更有本事的运动员“单飞”的土壤呢?

  靠比赛奖金自给自足并不容易

  孙嘉晖:从闯进法网4强开始,娜姐的奖金就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4强的奖金为30万欧元,打进决赛,奖金就能翻番达到60万欧元,获得冠军更是达到惊人的120万欧元(约合1138万人民币)。这笔巨额奖金该如何分配?对此,连美国媒体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准确地知道:“单飞”前,李娜要上交65%的奖金收入,现在则是12%。

  网球的“单飞”新政始于2009年,即国家不再负担运动员征战职业比赛的各项费用,同时运动员奖金收入的上交比例也大为降低。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运动员的积极性。

  黄越滔: 除了足球、篮球等职业化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像游泳、田径等项目,大部分运动员的收入不高。一些成绩相对普通的运动员,他们的收入主要就是专业队的工资和奖金,这其中还分了很多等级,等级则与运动成绩挂钩。据我了解,类似游泳、田径这些还属于专业队管理制度下的项目,能进入全国前8名的运动员,月均收入大概5000元,加上比赛奖金,全年总收入也不会超过8万。当然,如果拿到全国前3名,或者在国际赛事上有所斩获,他们的收入也会相应递增。

  近年来,一些非职业化运动队开始尝试商业化操作,比如寻找赞助商,这种做法或多或少也能让运动员受益——至少可以享受来自赞助商的奖金。

  张健强:李娜自己也说过,最舒服的方式就是待在国家队,一切都有人为你安排好,衣食无忧,只不过比赛奖金自然拿得少。我认为,她想单飞,自然是有更高的追求,因此她需要适合自己的训练师,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训练和比赛日程。

  想要这样的条件,自然就需要付出更多。实际上,欧美大部分的体育项目,特别是职业化很成熟的项目,运动员都是自己培养自己的。

  孙嘉晖:“单飞”新政的出台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金花有着不错的表现,李娜闯进女单4强,而郑洁/晏紫获得女双铜牌。一方面,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同时有“单飞”的诉求;另一方面,网球管理中心也尝试着与国际接轨,让中国选手真正实现职业化。

  即便如此,当时仍然只有李娜、郑洁、晏紫和彭帅4人选择了“单飞”,其他运动员都对沉重的经济压力望而却步,不愿选择“自负盈亏”。上述4人全年征战WTA巡回赛,一年下来的开销接近人民币500万元,基本上就等于全年奖金的数额。她们真正的个人所得来源于商业赞助和代言费。

  据了解,女子网球选手只有跻身世界前100名,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像张帅、韩馨蕴、鲁晶晶等几位小花,目前还是依靠国家资助参加国际赛事,奖金寥寥,没有好成绩,商业价值也不高,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单飞”风险太高。

  奖金上交该交给谁?

  黄越滔:奖金收入的上交比例,各个项目之间是有区别的,我在专业运动队时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当运动员时属部队管理,随着国家开始实行双计分制度,部队的运动员开始得到更多比赛机会——例如各地的省运会、市运会以及4年一届的城市运动会。参加完这些比赛后,运动员和队伍各得50%的奖金,比如一枚广东省运动会的金牌奖金为10000元,我最终只能拿到5000元。教练告诉我们,我们是部队培养的人才,参加地方比赛的奖金当然也要由部队统一分配。

  孙嘉晖:事实上,外国运动员出战职业赛事,基本上都是以个人身份,而非代表某个协会或者组织,所以他们并不存在向谁上交奖金的问题。

  但中国运动员的培训系统比较特殊,目前大多数项目还是由国家出资培训、出战国际赛事。从这个角度讲,上交部分奖金也算是一种“反哺”,即对这项运动的发展和年轻选手的培训给予资金支持,无可厚非。

  张健强:当初姚明前往NBA时,也有传闻说他需要上交收入的一部分,但后来这件事情大家都绝口不提,我相信姚明也不会把钱给篮管中心。

  姚明是体制内培养起来的运动员,但负责培养他的也是基层的系统,比如体校、地方体育局,要求姚明把钱交给篮协,就说不通了。名义上,国家体育协会是代表这项运动,但这不等于对金钱和运动员都拥有所有权。要交的话,也得交给真正培养运动员的单位,这样才能让基层的培训体系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事实上,全国性的体育协会跟运动员分奖金,“摘果子”的成分更大,因为运动员如果达不到一定水平,根本不能进国家队。国家队需要这样的运动员,却堂而皇之说“培养”,有点“越位”了。

  黄越滔: 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在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管理下度过的,总的来说,我应该属于举国体制的受益者,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种模式是错误的。但我也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很多弊端,需要完善和改变。

  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人才,从进入运动队开始,家长就不需要为我们的训练费、伙食费操心,几乎所有因为训练产生的花销都由国家负担,这也算是一种福利。所以,我几乎从没有听到身边那些要和队伍分享奖金的运动员有什么抱怨。只要分配的制度是合理的,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想运动员是会乐意接受的。

  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单飞”

  孙嘉晖:法网结束后,李娜表达了自己对举国体制与“单飞”的看法,她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单飞”,也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如此改革。

  举国体制的成功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包括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后,在个别项目上又重新回到了举国体制的老路上。这也说明,一些运动项目由于存在参与度低、观赏性不强、风险大、造星难等天然劣势,很难实现职业化和商业化,没有国家扶持,生存尚难,谈何发展?

  以中国的铁人三项运动为例,目前国内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不过百人,没有文化沉淀,国际战绩平平,没有商业赞助,未来发展无门;但这是一个奥运项目,在中国有存在的必要,国家扶持是其存在下去的唯一途径。

  张健强:我想举国体制应该有更广泛的定义——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国家的一分子,如果他们自己投入培养自己,然后投身于这项运动,这也是一个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举国”。

  我认为,各单项协会不但不该收这些运动员的钱,反而应该在某些时候资助他们,把职业体育更好地融入社会中去。长期集中训练,出成绩的只有一两个,更多人默默无闻,这是对人才和金钱的浪费,不是当今体育应该提倡的方式。

  黄越滔: 在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后,我有很多感触,所以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在挣脱体制束缚后,我竟然无法清楚地解释什么叫‘举国体制’。我甚至坚信,很多体育圈的年轻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悲哀。体制之下,大多数运动员不懂得选择,更不懂反抗。”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虽然我的梦想都依靠举国体制的帮助得以实现,但并不能掩盖其中的弊端。不论今后的改革从何处下手,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更多的沟通,制定出来的政策要让被管理者信服,才可能达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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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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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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