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赌扫黑案件庭审第一阶段上周结束。昨天，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采访了涉案官员，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犯罪嫌疑人介绍了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经过，深感懊悔。他们最终的指向不谋而合——问题根源都在自己身上。另外，张建强、李冬生、蔚少辉、范广鸣在镜头前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样感到后悔。
■谢亚龙
我有罪但算不上贪官
去年9月3日，谢亚龙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9月12日公安部证实他被立案侦查。昨天在镜头前，谢亚龙态度很诚恳，“你要说我是清官，犯罪了怎么可能是清官呢？但你要说我是庸官的话，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
曾想做一番事业
2005年，谢亚龙调任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他曾想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面貌。昨天，谢亚龙面对镜头时表示：“组织需要的时候我要挺身而出，但我知道足协那个地方很乱。”
确实，2005年的中国足坛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混乱——11年职业联赛的种种赛场丑恶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假球增多、黑哨盛行，境外赌博公司的介入，让赌球现象日益猖獗。
谢亚龙称自己在尽力改变，“我是尽了力的，不是没有尽力，我也做成了一些事情，但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现在，我只承认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触犯了刑法、刑律，自己该承担责任”。
迷失在足球染缸
不过，谢亚龙最终在中国足球这个大染缸里也迷失了。
谈到第一次触犯法律，谢亚龙透露是在来足协之前，“有一个老板，事后感谢送给我钱”。来到足协后，谢亚龙在2006年年底收到一份大礼，对方是一家在2006年中超联赛风头出尽、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俱乐部。谢亚龙说：“赛前他们希望我到场观看比赛，并表示希望裁判公正判罚，别出问题。”他随后向南勇打招呼，后者满口应承。最终，该俱乐部如愿拿到3分。联赛结束后，该俱乐部送给谢亚龙20万元。谢亚龙说：“这是他们集团给我的奖励，不是权钱交易，只是联络感情。”
2006年，足协选择杜伊成为国家队和国奥队主帅，但杜伊与球队之间的磨合并不顺利。谢亚龙找到杜伊经纪人进行沟通，但沟通的结果并未解决问题，而是带走了杜伊经纪人送的5万元钱。谢亚龙还介绍，在亚泰夺冠后，在第2年给了他3万元的卡。对于广药给予他30万元费用一事，谢亚龙表示：“这些由法律来审判吧。”
认为赌球是根源
对于自己收钱，谢亚龙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我不是所有人的钱都收，觉得关系比较好一些的会收，主要是把它看成一种‘人情’来处理了。他们更多考虑到通过我的职位，在以后得到关照。送的钱有几万，也有几十万的”。虽然这么说，但其实他对对方的想法看得很透彻，“更多考虑到我的职位，希望有这么一个由头，希望以后更多得到帮助和关照。你有这份权力，人家想跟你搞好关系”。
对于足球出现的重重问题，谢亚龙当年曾写过一个报告，指出了“体制、人、大环境”这三大方面的问题。他没能力改变体制，但最终也未能幸免后两个问题，“假、赌、黑说的是一个事，实际就是赌球。赌球造成了黑哨，再造成假球。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官员都被拖进去了，在大环境里，我也慢慢地变得麻木，慢慢把这种犯罪行为看成是一种人情交往。如果不拿这个钱，就驳了人家面子，就拒绝了跟人家建立一种交往的关系，到了犯罪自己都还不是很清楚”。
>>特写
特意解释“叉腰肌”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再创佳绩，但足球十分糟糕。在香河的总结会上，面对女足队员，越说越气的谢亚龙提出一个专业名词——“叉腰肌”，但包括女足姑娘们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知道此为何意，随后引发热议，谢亚龙被讥讽为外行。
对此，谢亚龙至今仍感到满腹委屈，“对于‘叉腰肌’这个事情，那个字应该念‘髂’(音恰)，髂腰肌是媒体自己不懂，听成个‘叉腰肌’，以后变成了谢亚龙不懂业务的一个证据，我怎么能不懂这个呢？”
■杨一民
夜半醒来泪水止不住
上周，杨一民在铁岭中院受审。涉嫌受贿125.49万元的他称自己没把握好，“我没参与过假、赌、黑这方面的事，但在廉洁方面确实有问题”。
1993年，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的杨一民被借调到中国足协，踏入足球圈。他表示刚到足协时不适应，“最早俱乐部送三百、五百，我都退回去。当时传开了，都说杨一民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那时我比较喜欢写东西，搞一点儿业务研究、培训”。不过，他也没闯过“人情”关。“他们有时送香烟、土特产，我慢慢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当年，他利用主抓的体测关照某些球队而受贿。他的同学、青岛颐中(现青岛中能)的黄国昌曾为此送礼。杨一民说：“我当时给体测的广州体院的一个老师打过电话，能关照尽量关照。”仅这一次关照，就使杨一民收获了5万元。另外一例也是为此收受了江苏佳佳(现为江苏舜天)总经理潘强的1万美元。“大家在一起相处不错。”
杨一民后悔道：“我夜里经常醒来，有时泪水止不住流，确实难受极了。像我们是自己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能把假、赌、黑这种现象打下去。”
■南勇
面对诱惑没有把握好
去年3月1日，因操纵比赛、涉嫌受贿，南勇被依法逮捕。谈及问题，他表示：“最终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自己没有很好地把握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如何面对金钱的诱惑。”
警方调查发现，从1997年到2010年13年间，最终成为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南勇收受各个俱乐部以各种名目送来的礼品、钱款。
12年前，南勇就曾收受俱乐部的钱款。1999年甲A倒数第3轮，沈阳海狮客战已保级的吉林敖东。赛前，处在降级边缘的沈阳海狮通过中间人找到南勇。最终南勇做了相关安排，海狮3比0大胜。赛季结束后，海狮总经理再次找到南勇。南勇说：“给了我钱，20万，开始我拒绝了，后来想还给人家。是要退的，但后来时间长了，事情也就淡化了，而且脑子里面紧绷的那根弦也松弛了下来。”
南勇介绍，很多人来足协拜访时都会送点儿礼，“各种不同的方式，有时给你放到办公室，有时一块吃饭送两条烟，里面放了钱；或者过中秋节送月饼，里面有钱，各种各样的手法，稍不注意，你拿的可能就不是一般礼品了”。
对于俱乐部送钱的目的，南勇很清楚，“一般都不说具体请托，就是联络感情。实际上很多俱乐部就为了获取利益，想方设法以不同手段来做一些违规甚至违法的事”。
2009年，足坛扫黑风暴刮起时，南勇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严惩，但讽刺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警方带走了。他表示自己曾想好好干，“我是力求想做好中国足球，也一直想做好一个正面人物。但是，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地步。开始并不想收钱，拿了(贿赂)也并非心安理得。(我觉得)最终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自己没有很好地把握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如何面对金钱的诱惑”。
对于中国足球的问题，他也有看法，“内因还是主要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问题，我觉得不是哪一方面，而是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希望今后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
■蔚少辉、李冬生、张建强、范广鸣
行贿者目的最终都为利益
蔚少辉、李冬生还未接受审判，在电视镜头里，他们透露了更多案情。
国家队原领队蔚少辉在足协工作的28年中，多次收受国脚钱款、名表及名牌奢侈品。其中，一名国脚为进国家队向蔚少辉行贿10万多元。蔚少辉说：“当时在延边，我拿到的卡里有10万多块钱，我第二天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先花着，没关系。2008年4月，有队员给了两盒麻花。上面是麻花，底下是一块手表。”此后，这名球员又给了蔚少辉20万日元。
李冬生曾担任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和技术部负责人。每年国际级裁判都要申报一次，为此，“要求进步”的裁判逢年过节都会看望李冬生，“送钱的都是国际裁判，一般都是1万，个别的有5000的”。也有俱乐部送钱，青岛中能就曾给15万元，目的是受裁判照顾。李冬生说：“中能说他们成绩不好，希望我能派个‘水平比较高’的。”
张建强、范广鸣已受审。张建强谈及受贿说：“当时曾有一句话，‘花钱买公平’，实际是买一种心理平衡。当然，最终还是希望获得利益。任何一个俱乐部，(行贿)都是有目的的，(但)前提是大家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范广鸣谈及受贿理由，与谢亚龙、南勇等的说法如出一辙，“帮个忙”，而为了人情，有一次他“帮”自己得到了25万。记者孙永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