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一个人的战争：从"微笑天使"到"忘恩负义"(4)

　　“忘恩负义”还是“法不容情”？

　　2000年1月，在曾经的队友莫慧兰的介绍下，黄健第一次和桑兰相识。黄健身高大约1米78，消瘦帅气，当时是球星李玮峰的经纪人，收入颇高。黄健清晰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买了花，中午一起吃了饭，还有桑兰的父亲。我看到的她，就跟电视里见的一样，很开朗，那时她手上绑绷带，自己用勺子吃饭，觉得小姑娘挺不容易的。朋友们都说让我多帮帮她，毕竟桑兰受伤后一些实际问题会接踵而来。”认识桑兰后一年，黄健开始正式接手桑兰的经纪人工作。“就是觉得她很迷茫，也很弱。”黄健回忆起还处于治疗阶段的桑兰，有些微微胖，更多的是对生活感到无助。

　　与从小就在体操队封闭集训、头脑简单的桑兰不同，黄健是击剑运动员出身，曾经进入北京队。需要斗智斗勇的击剑运动，加上多年足球经纪人到世界各地出差的经历，让黄健思考问题时比桑兰深入许多，也复杂得多。在当上桑兰的经纪人后，黄健帮助桑兰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刘谢当初照顾桑兰并非如自己宣称的那样“无私”，而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桑兰“炒作自己”。他举证说：“当时很多政要、名人都去看望桑兰，可以看当时的照片，很多照片上都少不了谢晓虹。”

　　黄健还发现，美国时代华纳当年主办友好运动会时，只给运动员上了医疗护理保险，没给运动员上意外险，这不符合国外的法律。“如果上了意外险，桑兰就会得到赔偿。”还有就是桑兰受伤时身旁明明有CNN的摄像机，应该会有桑兰受伤时的录像带，就可以看出当时现场是不是有人撤垫子。

　　其实早在桑兰刚受伤时，桑兰的家人也想查找到底有没有现场录像。桑兰说，谢晓虹说去过CNN要受伤现场的录像带，但CNN不给。“然后她就说，你也没录像带，不要乱说。”

　　1998年桑兰还在美国谢宅养伤的时候，刘谢夫妇飞到北京，和中国体操协会一起通报了桑兰在美国的情况。黄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刘谢以中国体操协会委托的桑兰在美国的监护人身份出席发布会，并在发布会上将桑兰受伤的原因归咎于“完全是个人失误”。

　　桑兰和黄健回忆说，保险公司方面一直是谢晓虹联系，桑兰一直没有医生的联系方式。由于每次托谢晓虹带药，她都要埋怨，“我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尽量少麻烦她。后来有朋友去美国，也会托其他朋友买些保健品方面的东西。”桑兰说。

　　桑兰委托谢晓虹带的药有很多种，有的是用来控制膀胱的，有的是用来软便的，还有的是神经药，这些药对于高位截瘫者都是时刻不能少的。

　　到了2008年，他们的关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融洽的。7月，桑兰赴美国复查，回北京前，刘谢夫妇在纽约上州的住宅里为桑兰举行了“告别派对”，桑兰为谢晓虹夫妇带来了两件礼物，一是北京奥运开幕式的两张门票，另一件礼物是桑兰在雅典奥运会上所得的火炬。在派对上，“桑兰基金”管理人刘国生当场宣布，将“桑兰基金”账户内的所有存款全部汇入桑兰在中国北京的个人账户，今后该基金将由桑兰本人全权掌管。

　　“桑兰基金”于1998年9月在纽约正式注册成立，账户设在纽约国宝银行。是由美国查扬律师发起成立以桑兰为唯一受益人的“桑兰基金”，并由纽约WOLF 、BLOCK等多家律师事务所联合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可桑兰发现，原先的17万美元只剩下14万美元。刘国生解释，其中3万美元用于桑兰和母亲回国机票和在北京洋桥租的房子的装修。听到这些，桑兰心里有些不快，因为她记得刘伯伯(刘国生)曾告诉她，机票钱是由他本人出的。而他也没有把桑兰基金的明细账交给桑兰。

　　黄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桑兰与刘谢的主要问题是“谢晓虹夫妇严格控制桑兰的活动，不许她自由地和媒体接触。此外，谢晓虹夫妇还未经同意，擅自在其经营的生意中使用桑兰的姓名和肖像，并用于广告和出版物；还非法刊登桑兰及其男友的私人信件、其私人家庭照片和其他隐私。桑兰想接拍一个酬劳很高的平安保险的广告，都被谢晓虹给否决了”。

　　黄健最不能接受的是，刘谢夫妇当年以“没有录像带这个重要证据”为由，没有起诉友好运动会主办方，“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职责”。他说：“在美国，未必有充分的证据才能指控，缺乏证据也可以打官司，也有可能得到相应赔偿或补偿。现在很多东西都过了诉讼期限，我们再去打官司就难了。”

　　《中国新闻周刊》电邮联系到刘谢夫妇，对于桑兰起诉自己，作为桑兰曾经的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表示十分失望，他们向记者提供了当初写下的对应此事的博客内容。他们表示：自从海明律师代表桑兰起诉我们以来，给我们全家造成重大压力，对我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对我们的声誉造成极大破坏。我们从1998年8月到1999年5月，曾经在纽约接待桑兰一家三口约10个月(桑兰爸提前回国)，又在其后的9年内不断对她提供经济和医药方面的援助，直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为止(医药援助至今没有停止)。一年前起，我们已经获悉她要起诉CNN，我们支持她的“维权”要求，甚至协助她寻找律师，但是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真实企图是要起诉我们这两个曾经呕心沥血救助过她的人。

　　可黄健并不认可刘国生所说的。黄健认为当年刘国生夫妇在经济上实际并没有给桑兰太多的援助，当年桑兰在美国治疗的医药费基本都是由美国当地的TIG保险公司负责，并不像刘国生夫妇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由他们夫妇提供长期医药援助”。

　　直到2011年3月，黄健和海明律师在网上“碰面”了，让桑兰与刘谢夫妇的“恩怨”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黄健的陈述是，当初要打官司时，律师海明通过邮件毛遂自荐找到他。但是海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我今年3月底才第一次接触黄健。他在美国中文网上给我的博客留言，不同意我的博文，我们还在网上对吵了一架。我起初也不看好桑兰索赔案，因为已经过了13年了，但是，黄健说服了我。”

　　在寻找律师的同时，黄健给刘谢夫妇发了一封邮件，透露了自己想到美国维权的想法。刘谢回邮件说：如果要找好律师，必须把案情写成资料，供律师评估。

　　2011年4月7日，刘国生在知晓桑兰将聘海明打官司后发博文辩白说：海明律师说桑兰冤就冤在当年没有聘请律师索赔，错过了两年的起诉期。海明律师要追究当年是谁耽误了桑兰的索赔机会，矛头似乎对准了当年那些帮助过桑兰的人。桑兰受伤后，有几位律师主动出头帮助桑兰，免费为桑兰建立“基金”，为桑兰筹款。此后10年内，也没有听说任何人建议应该起诉索赔��

　　4月9日，刘国生在博客里进一步解释：当时我们不是没考虑起诉CNN，但是苦于没有证据，桑兰一口承认是自己动作失误，直到离开纽约回国前，才出现新的说法。我们曾写函要求CNN提供现场录像，被拒绝。

　　让刘谢夫妇没有想到的是，4月28日海明将5家机构和3名个人起诉到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海明称，作为监护人，他们没有很好履行应尽的责任，当年桑兰只有17岁，还不到法定提起诉讼的年龄，但作为监护人应该替她去争取权益。

　　此时，刘谢夫妇与桑兰黄健彻底反目。桑兰之前正面阳光的形象也从此“蒙尘”。

　　天堂到地狱

　　每次接受采访时，桑兰都很在乎自己的形象，一定要画完妆才能拍照。由于手没有知觉，桑兰完全靠牙和嘴，她把粉刷、眉笔放到两个手掌根上紧紧夹住，然后费力地抬起双臂来描画。放下这些工具时，桑兰很难做到轻放，在离桌面还一尺的地方，她就会“啪嗒”一声把这些东西扔到桌子上，似乎在跟谁在制气。

　　如果记者在她化妆没完成前抢拍了几张，桑兰会说“哈，我知道你们记者，总拍别人状态不好、样子不好的时候，然后发在网上——哇，你看她多丑”，桑兰张大嘴做了一个被偷拍的怪样子。

　　桑兰爱美，喜欢定期到住处附近的朋友介绍的一家美发厅去做头发，也喜欢逛商场，只是逛得少。她经常上网，打字时就用两个手柄模样的工具，套在双手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慢慢敲。“我也爱听音乐，也爱看电影，但是平时最喜欢的是看电视。”

　　桑兰回忆起1998年7月以前的自己，作为国家队队员，衣食住行已经完全被国家“承包”，只专心练好体操就行了，“那时真省心，啥都不用多想。每天全封闭训练，特别单纯。”桑兰记得，进入国家队那一天是1993年12月17日——这个日期她至今可以脱口而出， “在省队时听说国家队训练强度大，说实话也挺矛盾。不过当时周围每个人进国家队的信念都特别强，觉得穿的衣服都顶着国家两个字，特光荣。”

　　第一次参加全国锦标赛，桑兰开始崭露头脚，取得了跳马第三名。随后两年，她依旧保持了上佳表现，成绩逐年进步，第二年在全国锦标赛中取得第二名，第三年拿到了全国冠军。

　　直到1998年7月的友好运动会。

　　平时，一个特制的轮椅将她的整个后背和腰固定住，然后用安全带绑起来。否则，她很快就会从椅子上滑下去。桑兰说话时喜欢打手势，但和一般人不同，由于持续的肌肉萎缩，她的小臂和小腿都非常细，一动小臂，手就会软软地甩动，像是在挥舞。

　　吃饭时她双臂伏在桌上，吃饭速度不快，饭量也不大，但喜欢吃肉。黄健说，有时桑兰饿极了饭量也大，上次还一顿吃了两肉夹馍。她最喜欢吃的还是家乡的醉蟹。餐桌上，桑兰总是大声和朋友们用宁波话聊天。

　　1999年，中国的运动员还没有办意外保险，伤后回国的桑兰最早拿到的一笔钱，还是国家按照“公伤”补助的40万元人民币。桑兰说：“国家体育总局给了20万，浙江体育局20万。”从此桑兰正式从体操队退役，离开了大包干的国家队。

　　浙江体育局从1999年开始每月发给桑兰工资1000余元，目前已经增长到每月1600元，另有600元的保姆费。

　　桑兰知道，生活从此主要要靠自己了。

　　刘谢夫妇这时管理着桑兰基金，总共17万美元，都是美国华人捐献的。桑兰每月可以从桑兰基金里得到500美金的花销。2002年刘谢夫妇还帮助桑兰联系到了星空卫视的主持人工作，桑兰为此能得到每月3万元左右工资。

　　谈到桑兰的待遇，浙江省体育局李云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桑兰的待遇级别不是什么现有政策规定的，是局里定下的。是针对桑兰的特殊政策，不是谁都有这个待遇的。桑兰毕竟伤的那么重，都已经从国家体操队退役了，不能再从我们这里‘退役’，不能把她彻底推向社会。但是她的工资级别又不能按照身体健康的运动员的级别定，我们是尽力帮她做一些事情。”桑兰伤后，浙江籍运动员均可以享受到3份保险，一是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提供的“伤残保险”，还有浙江省体育局为运动员购买的伤残保险及运动员参赛组委会提供的意外伤害保险。

　　到2008年，星空卫视因为桑兰的节目已经结束，和桑兰解约，桑兰从此不再有高工资的工作。

　　2005年，曾经有一份100万的广告合同摆在桑兰和她的经纪人黄健面前，但同样的客户，给另外一名著名运动员的钱是这个的10倍。经纪人黄健感觉不公平，拒绝了。“我现在很后悔，这么多钱能请多少年的保姆！”黄健说。

　　黄健觉得，桑兰被人称作“微笑天使”， 也许和桑兰最契合的是跟笑容有关的商品。可14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牙膏或者口香糖之类的广告找上门来。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黄健说，“她不能这么一直傻笑下去吧，难道50岁的时候要被称作‘微笑天使姥姥’？”

　　一件突然发生的危险事件，让黄健和桑兰终于下定了去美国维权打官司的决心，也让桑兰从此成为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一位“麻烦制造者”。

　　这是2009年的一天，就在“保姆门”事件不久，桑兰家里因欠费停电。黄健出门去买电，所有人都不在家。桑兰在黑暗里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见黄健回来，就给黄健打电话，打了很久没打通。桑兰突然觉得，难道自己就真的动不了了吗，以前自己可是个运动健将。她用还有知觉的双臂把自己的身体往床下一点一点推，她无法控制地从床上摔了下来。周围一片漆黑，她卧室的窗帘没有拉上，外面遥远的商场闪着光，映照了她的恐惧，“我很害怕，很希望有人来救我”。

　　那天她从卧室爬到客厅，喊“救命”，但是没人搭理。桑兰又爬回卧室，把被子从床上拽下来裹在身上。直到黄健回来，才从地上“救”起她。

　　“我一进家门，看到地上遗落的床单，还以为是遇到窃贼了。”黄健说，“等看到躺在地板上的桑兰，用被子紧紧裹在身上，我的眼泪‘唰’一下流了下来。”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黄健眼圈还是红了，眼泪差一点掉下来。“我当时想，等桑兰父母不在了，我老了，谁来管桑兰呢？我必须让桑兰的积蓄能请得起护士和保姆。”

　　那天以后，桑兰说她更深刻地理解到，如果自己不坚强勇敢地积极生活，“生活就停止下来了，就随我而去了。”桑兰说，因为手指不能动，她没法给自己导尿，“如果我像刘岩那样，手指能动，上身没问题，我一定不会请保姆，也不会麻烦别人，我可以自己导尿、做饭。”

　　14年来，桑兰没有一天离开过别人的照顾，开始是刘谢夫妇和父母，后来是黄健和保姆。“离开人无法导尿，我的膀胱和血压就会急剧升高，随时就有死亡的可能。”对桑兰来说，活着，仍然是最大的意义。

　　黄健在海淀区的家里有两棵高大的植物，名字是“幸福树”。黄健爱叨念，“等桑兰50岁了，我已经是老头，那时候她怎么办？”这是他死命要打这场官司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