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足球败给半业余的球队是常有的事，如今连曾经长期占据世界巅峰的中国女排也输给半业余的泰国，这给我们这种畸形的只注重宝塔尖的竞技体育体制敲响了警钟

　　文/蔡淑萍金汕

　　竞技体育的“马太效应”

　　近来中国竞技体育似乎陷入一种尴尬，最吸引人眼球的三大球一下跌进谷底。2008年奥运会战胜德国打进前8的中国男篮在家门口被伊朗打得丢盔弃甲，尽管有姚明不能参赛的原因，但球队整体的表现已经沦为亚洲二流。就在少帅郭士强饱受中国男篮二十多年来未有的糟糕战绩指责时，又一项新的败绩令人吃惊，中国女排竟然在亚洲锦标赛上输给了泰国。至于足球由于底子太糟，早就被民间称为“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这给人们一个信号：奥运会后的中国竞技体育真的要全面下滑吗？体育界全面拒绝有先进执教理念的洋教练只是其中的一个信号，而背后经费的缩减、目标的降低，预示着中国体育不会像北京奥运会前一副如临大敌的状态了。

　　中国竞技体育的尴尬在于，一方面商业价值高、观赏性强或影响大的项目如三大球、田径、游泳踏步不前甚至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一些优势项目继续一骑绝尘，在世界范围陷入独孤求败的境界。数月前乒乓球界提出“放水养狼”计划。中国乒乓球界确实在想办法，在垄断性胜利中想到要去“挽救”别人。这个“养狼计划”有多重含义，至今难以界定，但千万不能有“中国中心”心态，有支援乒乓“第三世界”的慷慨。要知道，中国乒乓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况是纳税人与几代乒乓球运动员努力的结晶。中国纳税人为中国乒乓球的付出相当惊人，到今天提供的资金要超过全世界的总和。我们有必要把这些宝贵资金凝聚的结晶无条件地扩展到全世界吗？巴西、意大利、英格兰足球想到过“放水”为中国培养足球运动员吗？美国的游泳、田径想到过“放水”为中国培养优秀选手吗？其实，中国乒乓球最该做的是缩小规模，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乒乓球投入的金额并进行研讨，不能为了金牌无限地追加资金，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养活这么多球队，要把这些钱分出一部分用在全民健身或者体育教育上。那样才能做到投入与产出的合理，那时世界乒乓球的格局才会更有生命力。

　　中国竞技体育项目强的越强，以致有施舍之心；而弱的更弱，在向亚洲中小国家急剧靠拢，这种“马太效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与学校教育脱节

　　多年来，为了在竞技体育上早期开发领先一步，都是让孩子从中学、小学甚至学龄前从事专业训练。在跳水、体操运动队，不到10岁的孩子比比皆是，在这些领域中国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里面既有中国不惜血本的因素，也有其他国家不愿做(因为这些项目不赚钱)或做不到的因素(这种方式在有的国家会遭到家长起诉)。

　　但是像足球、篮球这样市场价值高、观赏性强、影响力大的项目，即使用早期掠夺性开发的训练方式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项目需要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需要从众多的苗子中选拔，甚至需要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作依托。在NBA，哪个球员不是来自大学反倒是另类。哪怕最有名的运动员也大多受到正规高等教育。

　　也许欧美国家有其不可比性，拿同属于亚洲的日本比较，中国足球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都打不过日本，两国足球水平已经相差甚远，首先不是训练水平和联赛的差距，而是输在了起跑线上。今天日本足球的雄厚基础早已把我们落下很远：日本全国足球小选手几年前已经超过100万名。日本把28212支登记在册的球队分成成人、18岁、15岁、12岁以下四个档次管理，小学、初中、高中队的年度、每周训练计划表是由日本足协制定后下达到市、道足协。中国足协曾经送20多名球员到巴西数年，但收效不大，而日本用夏令营等方式到巴西短期训练的少年球员先后超过2万人，这种高度的普及使得日本足球十多年冲击世界杯从未失手，他们已经不把中国足球放在眼里，甚至在亚洲杯等比赛中派出二队都能战胜中国获得冠军。

　　过去中国足球败给半业余的球队是常有的事，如今连曾经长期占据世界巅峰的中国女排也输给半业余的泰国，这给我们这种畸形的只注重宝塔尖的竞技体育体制敲响了警钟。

　　勿忘“人文奥运”

　　北京奥运会提出了三大理念，其中“人文奥运”强调举办城市和国家通过奥运会提高人的素质，重视以人为本的精神，重视体育为培养人和谐发展起的作用。

　　但很长时间我们对体育的理解有颇多偏颇之处，把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重中之重。其实很多年前，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就有过真知灼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上个世纪初就明确地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为修己之本”。他最早把体育纳入教育，指出：“今经科学发明人之智慧、学术，皆由人之脑质运动之力而出。故脑力胜，智力富。身体弱，则脑力衰。新教育所以注重体育运动，实基于此。”他在北大身体力行地扶持体育，开展赛跑、球类、摇船、游泳、体操等运动项目。

　　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始终与体育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毕业前须通过“五种运动”的达标测验，才具备毕业留学的资格。学界大名鼎鼎的吴宓(1916级)、梁实秋(1923级)分别因跳远、游泳不及格，经补考通过才得以毕业出洋。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主张中华民族要“文明其心灵、野蛮其体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1953年的“三好”题词把“身体好”放在“学习好、工作好”之前。1954年，国家体委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北京的大、中学校全面推行，由于形成制度，激励了青年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动性，中学操场经常在早上六七点钟就有大批锻炼的学生，促进了青少年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上世纪50年代群众体育尤其学校体育的普及，仍然值得21世纪的教育界和体育界学习。

　　今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也高居世界第一，而群众体育、全民健身却成为短板，青少年的学校体育所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有统计表明，我国有5亿人处于亚健康；近三年来，征兵的标准逐年下降，2007年北京市征兵报名者中仅有46%符合标准。青少年体质20年持续下降，教育部体育司负责人2006年8月份透露，从1985年开始，中国进行的4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显示，最近20年中国青少年的体质在持续下降。表现为学生肥胖率迅速增加，眼睛近视的比例增加，随着学生身高、体重、胸围等形态发育指标的持续增长，肺活量、速度、力量等体能素质却在持续下降。这一状况至少说明很长时间举国体制下的“精英体育”，使得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在北京奥运会一周年之际，经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起，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此举意味深长，说明中央已经下决心通过举办奥运会把重点转移到全民健身上来。

　　转向全民体育的先例

　　在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中，借助奥运迅速把体育推向民众早有先例。日本的体育战略发展应该给我们启示和借鉴。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队的金牌数从过去最高时候的4枚，猛然提升到16枚，并将自己的名次拉升到第三位，这曾被视为亚洲人的奇迹。但日本没有在竞技体育这条路上执意前行，相反，他们的体育战略悄然调整。

　　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国民体育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大众体育蓬勃兴起，体育人口大大增加，所占全国人口比例远远高于我国；体育俱乐部快速稳定发展，公共体育设施和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上世纪90年代就达到37万个(1994年80%以上的镇村都有体育俱乐部)；学校体育被纳入制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十年前提出在全国建立《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模式》。当然，其代价是不小的，曾经牢牢占据着亚洲竞技体育头把交椅的日本，竞技体育成绩每况愈下。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亚运会上金牌数要达到中国的一半都很困难。这种反差固然与中国的大投入和良好的训练体制有关，也与日本对竞技体育态度的转变有关。但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大幅度反弹，获得16枚金牌，位居世界第五；2008年奥运会虽然降为9枚，但仍在意大利、法国之上。日本对国民体育的普及终于度过阵痛期，走向了全民健身基础上的“金牌战略”。

　　1972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东德金牌数骤然位居世界第三，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以惊人的37块金牌超过美国的36块金牌。人们感叹，如果东西德(联邦德国获那届奥运会金牌11枚)联手，将来无人能敌。但是两德统一后，德国牢牢把握住群众健身重于金牌的走向，德国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子都热衷于体育锻炼。德国体育联合会由8.3万多个体育协会组成，拥有会员2500万人。平均每三四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是体育协会的会员，从中可以看出德国体育运动的全民性。

　　更重要的是，日本和德国均属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列，2004年，日本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寿命就分别达到78.4和85.3岁，位居世界第一。前两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192个成员国关于居民健康寿命的预测及排名顺序，在能够健康自主地生活、能够对社会有贡献的寿命方面，日本排第一位，中国排第81位(我们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居于前列的)。健康寿命包含多方面因素，比如医疗、环境、教育，但把全民健身搞好后，上升20位、30位都是可能的。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中国国情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要把竞技体育的绩效作为体育局的第一目标，要下大力气强化大众体育建设，让体育更多地造福于民。□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