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公认的才子，却反感被人夸赞成功；他头顶“内地音乐教父”的桂冠，却说“也不用谁教我，我也不用教谁，对不起，我谁都提携不了”。如果用三个字概括张亚东，那就是“不合群”。他来北京十多年，甚至没能结识一个在生日时愿意欣然捧场的朋友。他对北京最深刻的印象是电钻，“走到哪儿都躲不开，整个一大工地”。他最近在拍短片，只是因为“音乐上我多少还是有些颓废了，不同领域的问题还有待我去发掘”。
张亚东记得小时候有次饿极了，抓着妈妈的衣角赖在一家饭馆前吵嚷，结果母子二人进去，只打开菜单看了一眼就走了，“付不起那个钱，已经不管面子不面子了，就是吃不起。”他举这个例子告诉记者，自从开始执导电影，他便尝试着敞开视野，放别人的生活走进来；而这，是他在一次观察中引发的联想。彼时，他看到一个人饭后正仔细地对账单，“瞬间就被感动了，我理解那个人赚钱的辛苦，他要精打细算自己的生活。以前我是属于目不斜视的类型，在哪儿都不看，现在变成偷窥狂了。”
本以为他两度受邀拍片纯属偷闲找乐，但张亚东的答案却让人小吃一惊。“我热爱音乐，但最近可能不愿意听，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让我恶心了。它还是能打动我，只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下我听不来。”再一追问，原来是环境的遽变让他无所适从，“每个人都疲于应付，疲于让这一切接纳你。你永远都处在路途上，永远没有真正歇一下、喝一杯的机会。有太多人就像我这样被消磨了，像变色龙一样，想要适应又有点逃避。说白了，我不喜欢变化。”
于是他积极谋求新的突破口。“音乐让我变得特别闭塞，基本上夜里一个人在家做音乐，又打鼓，又弹吉他；电影则是必须关注别人的生活，把自己打开一点。它没有条条框框，只能发现，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看能否释怀。我听过太多好音乐，做到这个年纪，你会觉得有点‘追不上’，不是你狂妄就行的，是从心底把你打败。电影这块儿我还不太了解，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
一个星期内两次见到张亚东，他都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他说自己也很累，几乎每天连轴转，但这是他对自己的一贯要求。“30年来我熬夜熬得……都这个年纪了。为了我的梦想，我付出了很多东西，而且我所有的知识都来自自学，感兴趣就做。我是靠付出才走到今天。”
这不是张亚东的全部，他身上还有我们臆想之外的真挚与反叛。他对一家英国老店情有独钟，每次去必点一份土豆泥，“这么多年来味道一模一样。”他看到探戈舞者在台上瞬间的张力，感动得语无伦次，“音乐一旦响起，哪怕是在小破酒馆里，他们的气质瞬间就不一样了，所有的沧桑都被隐藏起来，每个人都呈现出生命力最美的时刻，不管你下一秒干什么。”他天生排斥纯熟和老练，反倒笨拙更能勾起他的激情。他不肯相信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不管我生存的状况兀自前行，我很难再适应它。现在我谁都不信，包括我自己”。
但他正努力与世界和解。和解，是他理解的幸福，是真正与世界达成沟通的伊始。且听他娓娓道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觉得以捧红“草根歌手”为己任的选秀节目有意思吗？
张亚东（以下简称张）：大家都是草根，所以草根有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只不过不那么百发百中，需要等待机会。主要还是大家不能把这当成一个必需品，它只是更多的给你展示不同的人，他的愿望是什么，诉求是什么。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当评委，很难有一个标准，是来自更专业的角度，还是更娱乐的、更情感的？我拿捏不好。从专业角度看，多数就别播了，没意义，但从情感角度它会打动你。大家捧你可能并非因为你专业好，而是情感力量占了上风，那肯定不会成功。选秀还是需要非常强的专业态度和能力的，你看国外所谓的达人，英文说出来都是天才的意思，是散落在街头的Telents。
记：但这些人被发掘出来之后，也获得了某种成功。
张：我们国家在艺术上不知道得补多少年课才能了解音乐是什么，表演是什么。就大众来说，他们的标准太倾向于情感了，大家关注和欣赏的都是成功、梦想。怎么可能谁都有梦想？有没有想过欲望的成分占了多少？说起来的确残酷，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梦想，或者轻而易举地通过一个选秀就能达成。退一步，就算你命好，红了，你对得起那个结果吗？你在那个结果上能撑多久？这都是问题。所以伟大的艺人必须要有生活，他形成的音乐风格才会带着无数情感力量。你以为Michael Jackson牛逼，你并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诋毁。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指向梦想和成功，不太必要。
记：看起来你是持“反成功学”态度的？
张：自我导向现在越来越少了，大家集体奔着一个方向。有时候那个“成功”的代价是你失去太多东西。这么说吧，就拿我为例，凡是以这种方式运作成功的我几乎不关注，对我来说完全无效。成功学给了太多人一个特别虚幻的泡沫，大家以为在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反倒是没人在意如何投入生活了。在音乐里，很多人暂时脱离了现实，在那一刻，你仅仅是作为一个人存在，已经没有所谓语言，那才是真正的“实现”。
记：你觉不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哪个歌手能够呼风唤雨独领风骚了？
张：那就对了！一个艺人也好，一件艺术作品也好，如果被大众广泛接受，那是有问题的。你想吧，一个歌能让几十亿人同时觉得好，那它得是一个多平均的东西，它真的不够极致。但凡是有自我的地方就该有不同——尽管自我不可靠，但没关系，至少你有自我。
记：可你十几年前那股先锋劲儿也没了。
张：是，这个我完全接受。我是一个贼不合群的人，大家喜欢的我一定不喜欢，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但我这样性格的人做的是流行音乐，本来就很奇怪。我只是唱片领域里的一台机器，我调整自己以适应各种期待。在中国，就是需要你变换不同的姿态和角度，不然你无法适应。和莫文蔚合作的时候，张亚东已经不见了，我自己那部分越来越不愿意表现。我还是喜欢笨拙的、年轻的、有激情的，譬如说《浮躁》，现在听起来特笨，但那种无所畏惧的感觉是现在所没有的。
记：之前媒体透露说你这次拍的是两个女孩儿和一个弃婴的故事，你准备怎么贴合“幸福”的主题？
张：对我来说，幸福就是和解，向所有东西和解，你能接受，甚至你能尊重它，是与世界握手言和的感觉。
记：相当于从非黑即白的角度转入灰色地带？
张：快乐幸福并不是常态。我更倾向于文艺电影，它可能导向的还不是所谓的正面价值，但你看完之后并不觉得黑暗，反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你愿意在那个废墟上再建立一个房间，你生活在里头，然后找到那个平衡点。世界肯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且不会有任何人配合你。人不能太过自以为是，世界不是为我存在的，也不是为你存在。所以你要学会从中发现美，抓住闪光的一刻，而不是去改造它。这才会开始诞生幸福的意义。
记：往下有没有什么是你非做不可的了？
张：没有。以往我活得特别随意、摇摆、模糊，我不清楚自己要干嘛。但是电影需要你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认知，这跟做音乐不一样。音乐是导向一个更加私人、更加隐秘的境地，它本身就是一个潜力量，拿语言类比的话，它属于潜台词；电影是把你导向红尘，让你了解在这滚滚红尘里每一个人的状态，是众生相。对我，这才是值得挑战的部分。撰文、编辑/李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