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文以载道’很落后。”
记：书中很多照片都很有创意，您女儿说她现在的同学都拍不出那种感觉。
张：我比较擅长在简陋的情况下创作。
记：可现在不简陋了。
张：现在技术是不简陋了，但我仍旧认为原创的东西很重要。今天拍电影要画面和视觉的质量，有时候有很多的技术和资金条件，但不代表就好，所以在手工业阶段训练的那种创作意识最重要，条件简陋与否都可以拍。比如《山楂树之恋》，那是一个反映时代的故事，我希望回到朴素中去拍，不显山不露水地回到原始状态中，这种时候不可以炫技，需要把所有的东西藏起来，只看故事。比如《金陵十三钗》，我是想拍一个不一样的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希望有主观视点，有灿烂的记忆点，所以需要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视觉上的东西。技术永远是手段，靠技术不能打天下，还是要跟内容相结合。
记：感觉您也在往这个方向靠？
张：要看题材，但是我认为自己做不到，有些人说大话，说只要给我这个钱就能做得好，可全世界也就出了一个卡梅隆，那也是需要长期训练和积累的，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在玩技术、玩科技，技术只是在帮助他实施他的想象力。我们老说中国人不缺想象力，可我们的想象力训练很少，想象力也是要训练的，不能说有了《西游记》你就天生有想象力，我们还没有单靠想象力就可以换来巨大回报的氛围。就像中国足球，如果没有一代一代青少年的大量训练，不可能突然出一个天才球员。何况我们的评论界、文化人还瞧不上这一派(技术派)，他们通常鼓励“文以载道”的思路，就是那种有内容、有深厚文化、有内涵的东西，但我自己可以不偏不倚地说，这一派会时有佳作。
记：您自己是哪一派？
张：我哪一派都不是，我觉得“文以载道”很落后，这一派就是比较人文、简朴，比较直接拍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故事，有非常好的思想，给人以启迪，这是我们文化人比较看重的一派，在这一派我们每年都有佳作，总有一两个入我们的眼，还有一两个在世界上摘金夺银，每年都有，层出不穷，因为这是我们走过的路，是我们身上自然长出的东西。但另一派，中国科幻电影，与世界差距太大了，但我们缺的不是故事，是想象力。
记：将来会玩3D吗？
张：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冲动，因为我觉得说不定这种技术是过路的，可能未来有更好的技术，会做得更好。这方面我也不擅长，做出来之后在世界上可能只算个二流作品，因为你达不到那么大的制作，中文电影在国际上不可能有那么大市场，所以很难。
“不作自我评价和自我设计，是我多年的习惯。”
记：在书中谈到《三枪》时您说自己掉沟里了，对不住大家，为什么这样说呢？
张：所谓对不住大家，是我没想到大家的期望那么高，对我自己来说，一直是一种平常心，如果不是平常心，就不会去接这个题材，不会去这么拍。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导演的作品不可能部部都好，这很正常。大家当然是各种议论，但说心里话，现在很多评论也有商战的成分，背后有利益集团的博弈，有许多名利上的争夺，包括你在网上看到所谓的水军，成千上万的人扑上来狗血喷头地骂我，你会看到背后的某种操控性，所以我看不到真正善意的或者是真正的老百姓的评论，更多的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媒体、权威影评人，或者网络水军。身边又都是亲朋好友，虽然他们说跟你讲实话，但坐在这里和出了门之后说的肯定不一样，遣词造句也不太一样。这样情况下，对于那些评论就不能在意，不仅不能在意，还要对自己有一个认知，而且要非常客观。
记：怎样能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张：跟我在一起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我对自己的认知是很苛刻的，不是因为我谦虚，而是性格。其实，我对自己一直是不满意的，任何一部电影在剪完之后我都觉得可以更好，来回的修改，所以一部电影常常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反省了，这是个人习惯。这本书里也写到我的这些性格，都是实话，那是我成长经历形成的，但是我也不能从此就痛苦得不行，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还是要有一颗平常心，任何事情都没有完美，更何况是公众作品呢，大家怎么说都有他的道理，正是这些才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只是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不具备要面对这些事情的性格，但这个职业却让我成了这个样子。
记：书中说，也有人劝您60岁了，慢慢来，多出精品。很多作品奠定了您今天的位置，是否害怕自己成了自己的殉葬品？
张：我没有想这么多，不做自我评价和自我设计，是我多年的习惯，也是做人的方式，我们在各种困境中的创作已然很费力了，为什么还要想这么多呢？
记：您后来的作品被大家认为有庸俗的商业性，您认为这是时代的折射，并称：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做不到。但从您早年的摄影作品中能看到您对时代的观察和反省。为何今天放弃这种努力？
张：艺术作品不会那么直接地对时代进行所谓的“观察和反省”，任何作品都只能艺术地再现社会和人文，没有人想过“放弃”，也放弃不了，它本身就存在于所有作品中，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