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出唱片仍然很重要 父亲早就肯定我搞摇滚

　　几年前有乐评人说当下中国的摇滚音乐，已经说不出震撼社会的话语，中国的摇滚音乐人也正在失去创造力，即使有新作问世，公众也逐渐失去了响应的能力。在2011年的岁末，汪峰却带着他双张26首新歌的专辑 《生无所求》，走进了杨澜访谈录的演播室。从汪峰的歌词和汪峰式的呐喊中，我们似乎听出他对上述评论的一种答复；在与主持人杨澜的对话中，我们也感受到，名为“生无所求”，实际上却表达出这位从鲍家街43号走出来的长发飘飘的青年，十几年来在音乐路上“生有所求”的那种坚持。

　　采访汪峰是演播室里最豪情荡漾的一次。聊亲情，说起写给父亲母亲还有女儿的歌，只见他眉头紧蹙轻咬手指；说摇滚，驳斥“摇滚已死”的言论，他振臂而呼，拍案而谈，爽朗大笑；谈糗事，回忆起曾经的“穷酸岁月”，他摇头摆手自我解嘲；讲爱情，解释一生孤单的含义，他却正襟危坐像个老师一样讲解“人”与“爱”的间离。这不像是场两个人的对话，倒有种和一众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痛快淋漓。

　　最喜欢的总是音乐

　　杨澜：在业内关于“唱片已死”的讨论还不绝于耳的当下，一个摇滚歌手推出双张专辑，无疑对歌手和制作方来说都承载着相当的压力。我听说《生无所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售出了十万张，这个数字在今天的唱片界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记得那英跟我说过，如今一张专辑要是能卖上三万张就很了不起了。所以存在一个悖论：花了四百万的制作费，最后成本基本收不回；即使收回了成本，盗版市场却要来分一杯羹，抢占掉很多利润。所以对很多歌手来说，现在出唱片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

　　汪峰：很多人认为出唱片完全不重要了，但是我觉得，越是到这种时代越是重要。我想，投入了这么多，公司应该可以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把钱赚回来。

　　杨澜：通过演唱会的方式？

　　汪峰：正常情况是这样，商业循环也在起作用。其实养活音乐最主要的那笔收入是版权。国外一些顶尖的音乐家可以选择不演出，只在自己兴之所至的时候才秀一秀。如果只是敷衍，不负责任地出些质量比较低的EP(短专辑)，那么若干年后回想起来的话，我会后悔的。

　　杨澜：你这部专辑的名字叫《生无所求》，究竟是你对生活无所求了，还是生活无所求于你了？

　　汪峰：我认为这正是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一边拥有太多无需索取；一边迫切需求却不可得。

　　杨澜：当下社会大家不是都有很多的欲望和追求吗？

　　汪峰：是，但是当人缺失信仰的时候，会丧失掉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你会慢慢地感觉到内心很恐慌，很空。我想探讨的是，无论个人是否抓住自己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状态。

　　杨澜：你给我们留了很多解读的空间。

　　汪峰：没错。对“生无所求”你可以有千万种的解释，但我相信多数人都是真的有梦想的，只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罢了。世俗生活中种种无形的压力和既定的习惯，迫使当初的梦想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要研究这里面一切的成因。

　　杨澜：《春天里》说，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当你今天有了24小时的热水，不必再住在地下室，不必再流浪的时候，你如何保持住那样一份敏感度呢？人在穷困的时候是很敏感的，一个歌手在物质上富裕和安全了以后，要保持这样的敏感是很困难的。

　　汪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喜欢音乐。你必须问自己：是每年拿下所有的最佳男歌手奖项，出场费一路飙升，上各大杂志封面更刺激；还是写一首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更重要？那些虚幻的掌声完全没有价值，而且会让我看不起自己。只有发自内心地热爱创作，才最纯粹。

　　“幸亏我没有选错路”

　　杨澜：你自幼学习音乐，大学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副首席小提琴师。但是没过多久，你居然放弃了这份不错的职业，身为当年的叛逆青年，你现在回头观望，会得出什么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