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刚：我没理想，我把一切都抛弃只是改变自己

　　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3月，赵宝刚用整整130天的时间，带着李晨、马苏、任重、张俪、贺刚、杜淳、姚笛、王丽坤、曾泳醍这一群年轻人，沿着北京—烟台—深圳—香港—丽江—天津的路线，完成了“青春重走一回”的生存体验。在《北京青年》开播之际，赵宝刚做好了挨骂的心理准备，不仅仅因为他在剧中倡导年轻人“重走青春路”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他把我们在年轻时代所接受——关于理想、目标、成功、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一一质疑，而后全盘颠覆……赵宝刚在他的青春三部曲前两部《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抛出了两个问题引发思考，80后年轻人的奋斗是什么？我的青春谁做主？最后，在完结篇《北京青年》里，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迷茫青春的建议，他倡导年轻人不要被社会的惯性推动，走一条貌似合理却完全复制父辈人生经验的老路，不要因为自己的心态、状态不够理想而把一切抱怨归咎于社会，年轻人要勇于改变自己。

　　或许是剧中“重走青春路”的集体无意识行动对于年轻人来说的确太有煽动性了，对家长，社会正统价值观太有挑战性了，《北京青年》开播一周取得了赵宝刚预期之外的超高收视率，而令他欣慰的是收到了来自知识界的肯定。赵宝刚说：“我收到的短信里有一条就写了一句话，‘向宝刚导演的责任感致敬’，看到这个，我很高兴。”

　　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

　　记者：你拍摄了一系列关于青春的电视剧，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赵宝刚：拍这几部片子产生的一系列理念，源于1998年拍《永不瞑目》时。我走了25个省市自治区，最后一站来到海拔3800米的西藏。有一天夜里睡不着，我便溜达到驻地后面的小山上。上去时是喘的，但当我躺在山上看见满天繁星，像是触手可及时，我突然变得冷静清醒，我特别迷恋于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在城市里人老是随着生活惯性走，没有时间冷静思考。人在生活中，其实是应该给自己安排些无聊的时间，不要陷在社会惯性里，成为欲望的奴隶。否则，你会陶醉其中，出现很多问题。从那以后，我开始给自己留下特别大的空间和时间，不去陷入社会惯性中，能比较冷静、客观地审视自己和社会。我今天拍的一系列题材，都跟那次经历有关。比如我提出了“我的青春谁做主”的主题，比如“青春重新走一回”的主题，都是在这种思考中得出来的社会结论，我觉得这些，是青年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拍《北京青年》的灵感呢？

　　赵宝刚：《北京青年》的灵感，来自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矗立的一块墓碑，碑文上写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一段有关改变与成长的箴言，由此生发开去，我想到现在的教育造就出一批有文化无能力的人。因此，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告诉年轻人，改变自己还来得及。这就是《北京青年》的由来。

　　北京人精神还在但勇敢没了

　　记者：想要表达“改变自我”的理念，为什么要选择北京青年？

　　赵宝刚：首先我住在北京，对北京城里的年轻人比较熟悉。然后，北京这个地方的人，有种特殊的精神。以前皇帝还在的时候，皇城根下，城外的人喜欢自娱自乐。苦吃得多了，就有一种自嘲的精神。他们学会在苦难中，寻找快乐。大家都知道，北京人特别能侃，就是那时形成的习惯。北京人肠子比较直，办事办坏了也不怕，这就是他们的个性。

　　现在，这种精神应该说还保留着，只不过，勇敢没了，自娱自乐自嘲的精神弱了很多。其原因，在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家长围着孩子转，特别怕出事，而且所有人都注重孩子的文化程度，采取填鸭式的教育。但是学历够了，能力却不够。很多人托个后门，找份工作，随着惯性一直干下去了。

　　其实，工作要能力，谈恋爱也要有能力，家庭矛盾、家务事，无数琐碎的事，都需要能力。表面上这代孩子都很不错，但一遇到具体事务，就露馅了。所以，我管这代孩子叫畸形迷茫的一代。这个主题从《奋斗》开始，就渗透在剧情当中。等他们开始觉得不对的时候，就会与家长有矛盾冲突。他想做的一件事，家长总是要阻挠。谈恋爱也是，我想和这个谈，他们想让我跟那个谈，这就是《我的青春谁做主》的主题。

　　再往下走，就是《北京青年》了，反思一下你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新一代青年，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能力。《北京青年》是要提醒你认知自己，怎样使自我价值最大化。假设你对自己的工作不是很满意，但是因为得来不易，生活有保障，可你不快乐、不喜欢，敢不敢抛弃这些？

　　记者：《北京青年》里的这些年轻人，你在现实中有没有遇到过？

　　赵宝刚：的确有，而且就在我身边。我原来有个司机，是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武警总医院，当放射科医生。结果他不去，却应聘来给我当司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一生与X光片打交道，不是我要的人生。我说，你六年大学不是白上了吗？他说，我不白上，因为我有文化基础，缺乏的是社会的认知能力。我先不要固定在放射科里，我先把我的眼界开阔一些，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其它事情。来了我这里，他屡屡出错，因为没有能力。北京的路他不熟悉，我要去搜狐，一睁眼，他把我拉到了铁道边上。我批评他。可是他说，连赵导的批评我都经受得住，未来在社会上，还有什么批评承受不了？我很欣赏他的意识，他不想过早固守在工作岗位上。

　　记者：前段时间，有10多个年轻人，有的辞职、有的请长假，还卖了房子换来800万现金，买了几辆房车，从北京出发去周游世界。他们是和你想到一块去了吧？

　　赵宝刚：那是旅游族，和我说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我认识一个37岁的小伙子，就用了9年时间，把国内城市走了一遍，他谈过7次恋爱，最长的一个谈了一年零两个月。你瞧，你们普通人也是谈过六七次恋爱然后结婚的，和他一样。他是到一个城市，边工作、边旅游。而《北京青年》倡导的，是你先审视一下自己到底缺乏哪方面的能力，然后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锻炼。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一个模式去做。

　　人当然可以不需要理想

　　记者：可不可以说，《北京青年》是在圆你自己的一个梦？你想怎么走一回青春？

　　赵宝刚：有点。如果让我回到青年，我肯定按《北京青年》里的写法走这条路。我年轻时去的地方太少了，这会禁锢人的思维，陷入所谓的生活惯性里。我在年轻时过早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把一切都抛弃，只是改变自己。按我的经历看，我没理想，今天当导演谁也不知道。但在过程中不断改变，不断闯荡，不断尝试各种工作，积累人脉，再稍微有目的性一点，发挥长处，弥补不足。这么多年，我都是导我比较熟悉且能发挥我特长的题材，凡是我认为我不具备能力拍摄的题材我从来不碰，这样的话，可以把自身最大的能力发挥出来。

　　记者：你的青春由谁做主？

　　赵宝刚：我的理想就是远离父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读书、去闯荡，但是都没有实现，永远在父母的监控下，觉得特别受束缚。我那会儿喜欢文艺，可我妈说，工人当得不是挺好的吗？干吗天天瞎折腾，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当时就说，我非把南墙撞塌了不可。那会儿成都军区要我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考上专业团体，可家里人就是不同意我去外地，当时的大环境也不允许我走，那次我没有抗争。但经过这一段之后，我突然就把理想全部扔掉了。为什么北京的专业团体没考上？只能说自己能力不够。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意识到我得改变自己。

　　当工人时，我逮什么学什么，结果对现在用处大极了。你看我片子的音乐还可以吧，就是因为那会儿学了9年的音乐。

　　记者：你说现在的年轻人，除了生存能力欠缺外，还缺少一点愤怒精神。那么，你自己的18岁是什么状态？

　　赵宝刚：现在的年轻人过于拘束，或者说，活得太要面子，反而不洒脱。我16岁初中毕业参加工作，18岁已经可以把近6公斤重的大锤举起来抡100多下了，所有生存能力我今天全都具备。从16岁到28岁这12年中，我经历了无数社会考验，锻炼了无数社会能力。我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我今天能做导演，是因为我具备能力，我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经验，我对社会当中的种种人都有接触，我对社会有感悟，所以我才能当导演。

　　但是，我并不是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奋斗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当导演。我1983年拍《四世同堂》后就成名了，调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人家说你不能当演员，只能干剧务、看仓库，那我不当就不当，我剧务一干就是6年。不是瞎说，那会儿我是没理想的，但我知道，只要在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自己，尽管未来是什么不知道，但我知道未来总会有我一席之地，这个社会一定会给我回报的。    

　　记者：按你的经历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人可以不需要理想？   

　　赵宝刚：人当然可以不需要理想。如果你设定了非常高的理想，当你得不到时，你承受的都是苦难。所以，我提出的理念就是改变自己，其实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那段话非常管用，当你把自己变好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很可能是你的。

　　年轻时不要急于求成

　　记者：很多人也想改变，但不敢“出走”是因为有顾虑，他们的顾虑不会毫无道理吧？

　　赵宝刚：你喜欢干的事，不是你喜欢了就能干，是因为能力问题。比方说，如果不让我当导演了，我可以在一年内，在另外一个领域干得很好，能赚到钱，因为我有能力，我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现在的北漂都不安于现状，拿着梦想去追求，但他自己不改变，这是要命的事，总是抱怨“我机遇不行”，机遇不行是你能力不行。我跟很多北漂聊过，他们老抱怨怀才不遇，跟我说：“导演，你得用我三部戏，你用我三部戏我就红了。”我说：“我凭什么用你三部戏？你有什么能力吸引我？”其实很简单，干不成事儿一定是能力问题。但他们永远不承认自己的问题，总抱怨别人，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的弱点。我就是让他们有一点自我意识，只有认识自我才行，才会去改变。

　　记者：现实是，年轻人如果真的能像《北京青年》表现的那样，换一份工作，换一座城市，并不一定就能改变现状，改变想法，《北京青年》里的“出走”，似乎有点不切实际。

　　赵宝刚：我只不过是提倡了一种理念，趁年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不要在年轻时急于求成。我觉得年轻人要多看、多观察，不要陷在社会的惯性里，这样对眼界的开阔、心胸的宽广、事物的判断能力，以及对生活的挑战，对生存的能力，都是有益处的。

　　当然，我不号召大家非像剧中人一样把工作辞了，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说到底，我是想提醒年轻人多往这方面想一想，认知一下自己，检验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这方面能力，假设缺乏，能否用现有的时间、现有的方式，去尝试改变自己、增加自己的能力，这样对自己的生活很有好处。

　　还有一方面是心态。当你走出去，看一看，你的胸怀变得宽广，你的眼界变得开阔，这样，你回来时，再对待周围这些苦难，你就容易释怀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能力增加了。你做一个月薪五六千的工作，做了三年，攒了几万块钱，然后走出去两年，再回来，相信比你不动更好，因为你比原来提高了无数。一看谈吐，别人就知道，你是见过世面的。

　　比如《非你莫属》里的张丽珍，她是一个旅行10年的背包客，她来应聘，现场BOSS都抢着要。她见过大山大河，胸怀之宽广、文化之高，是因为她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每到一地，她就打工，穿上当地人的服装就干活。所以，当你今天可能损失了两万，未来你会有十万的收获。

　　记者：从《奋斗》开始，你在剧中总是打概念、制造话题。为什么你会如此了解年轻人？

　　赵宝刚：你们老问我为什么了解年轻人，其实年轻人才不了解年轻人呢，只有我们老年人才了解年轻人。

　　因为我在青年的成长期遇到无数困境，当我今天有一点能力时，我想用我的一些人生感悟给所有青年人做一点导向。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甚至谩骂我的观点，但最终，如果有一两个人受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现在的中国青年，其实是需要一点文化导向的。假设这类作品每年有十部到二十部，你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有多大？年轻人在人生遇到困境时，尝试一下剧中的方法，可不可以？这对人生当然有好处。 

　　袖手旁观

　　蔡岫

　　名字太大，给自己下套

　　看《北京青年》时，就觉得这名字起大了——这哪是个电视剧啊，都可作为一个学术题目立项，研究个10年了。“北京”还“青年”，这不拍个百八十号人，不三六九等说全了，能撑得起这剧名吗？而且名字到了这种高度，评审标准也陡然提了起来，就算拍得好也不易讨好，就像一首不错的抒情小诗，非要说它是鸿篇史诗——用史诗的标准，你这小诗就成小菜了，比如《中国往事》，按说水平属上乘，但头顶着“中国”俩字就架不住了。而事实也证明，越想讲明白，越讲不明白，不少网友都说《北京青年》故事、演员都弱，看头两集就看不下去了。

　　名字不是不能起大，除非编导的掌控能力超强，或者场面铺得够大。像经典电影《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按说英文原名也没中文翻译得这么霸气，姑且按中文名讨论吧。电影跨越二十世纪初经济大恐慌、禁酒令、一战等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主题则深刻表现了友谊与对立、忠诚和背叛等激烈的人性冲突，确实不枉叫“美国往事”；《舌尖上的中国》题目里虽然有“中国”，但把视角锁定在美食上，其实目标非常明确，看着大其实不大，而且作为纪录片，这种体裁有条件全方位地展现一个大一点的内容；曹禺的《北京人》题目也大，但写得无可争议，它描绘北平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中众多人物的命运，有人在旧时代的悲凉与腐朽中死去，也有人跳出樊笼奔向新世界……这种创作水平，大概在中国几辈子都不会再出现了。而据我观察，如今这《北京青年》里主角就是哥四个，一个每天想着恋爱的大夫、一个突然开窍的公务员、一个经常寻衅滋事的混混儿、一个长得像刘德华的海归，剧情平淡，步步猜得出，叫《四个小青年儿》还比较靠谱。

　　也有不少电视剧把人物放剧名里，其实也是一种起大，把人起大了。什么《夏妍的秋天》、《傻春》、《小菊的秋天》，名字完全锁定在一个角色上，通常而言，这得是多么拉风的一个角色才值得这么书写啊。实际上，《夏妍的秋天》里，夏妍不停地被人抢戏，真正作用不过是个串场；《小菊的秋天》主角是小菊，一个湖南农村版的杉菜奋斗史，山寨的俗套组合加台式肥皂剧的弱智，人更显得二百五，观众要崇拜这样的角色，总得有个依据吧。

　　当然，有时候起什么名，未必是编导能说了算的。就像前一阵的《时尚女编辑》，故事挺好看，但讲时尚女编辑的只占了很小的篇幅，拍摄的主要是一个拧巴的外地姑娘怎么在北京寻求到爱，与时尚无关，职业特征更是不明显，倒是颇有20年前电视剧《外来妹》的感觉。编剧赵赵无奈地说，原著小说本来叫《穿动物园的女编辑》……这确实靠谱多了。赵赵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这剧名是她定不了的，就算是导演，也得听投资方的意见吧，如果觉得《穿动物园的女编辑》不好吸引广告，宁愿文不对题，也得换个给力的名字吧。

　　回到赵导的《北京青年》，这名字实在又虚又大，远不如前几年的《我的青春谁做主》、《家的N次方》名字吸引人，又符合剧情。各种写作课老师都说过，题目写小点，范围缩小点，别动不动就宇宙世界中国的，一般人根本驾驭不了。虽说编导一定比大部分人写作能力强，但要想写明白北京，写明白青年，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又何必给自己下套呢。建议赵导还照着《我的青春谁做主》这感觉走，你拍着不拧巴，观众看着也舒坦。

　　金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