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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天一事件:“小皇帝”处处能享受高待遇

2013年03月03日 16:33 来源:羊城晚报 参与互动(0)

  一家之言

  儿坑爹或爹坑儿?

  一个叫李天一的小青年犯了事,媒体上他叫“李双江之子”。

  有人以为不妥,李天一就是李天一,不必把李双江推到前台。其实,李天一以“李双江之子”而名之,没有什么问题,主要不是因为他确为李双江之子,而是因为他未满18岁,仍在监护期。成年人有法律上之独立人格,未成年人没有,粘连父母,自然而然。

  又有人以为既是未成年人,则宜保护,犯了事,媒体上不宜细载其行迹、历数其过错,照片应打马赛克,名字也该隐去。这又是似是而非。

  李天一非一般的未成年人,鲜花铺地,舞台华美,明星之路,已经筑就。其优秀事迹和公开影像,广布于媒体,车载斗量,既不隐埋姓名,也未遮盖脸面。既然如此,其每次犯事,媒体刊布资料,可谓顺手拈来;发掘其不良行迹,更可谓报道得客观平衡。任何人欲享明星之名,必受明星之累,欲得成名之利,必受媒体审视,未成年人也不例外。

  以李天一此次犯案为例,多人参与轮奸,媒体只集中于李天一,而很少旁顾他人,就在于其他人没被发现有著名的父亲,自己也不著名。平时高调铺名誉之路,犯事就要承担名誉之累,一报还一报,福祸互倚,没什么不妥的。

  李天一与李双江,是儿坑爹还是爹坑儿,引起热议。今日儿子犯案,老子声名受累,此为“儿坑爹”;过去老子对儿骄纵,忙于助其成名,乐于助其遂愿,此为“爹坑儿”。本来,好爹难保一定养出好儿,好儿未必一定有个好爹,但多数而言,人们还是将家庭作为极重要的环境,未成年人阶段尤其会从家庭看孩子,将孩子的行为归因于家庭。先因后果,爹先坑儿;因果互见,到头来儿子坑爹,双双收获教训,为家庭教训失败增添了例证。

  这里的坑爹坑儿,不止于家庭,还包括这一个家庭或这一类家庭的社会特性。如果坑儿式教育只能作用于家庭环境,还可能因社会无效而约束。人人家中有一个“小皇帝”,但未必到了社会上还吃得开。李双江家的“小皇帝”,却可能处处都能享受“小皇帝”待遇,从而张狂起来。这是社会重要人物的特权。

  消灭“不纯粹”会令传播生态枯竭

  媒体对“李双江之子案件”的报道热情高昂,有追踪真相、满足知情的宗旨,也有发行份数、点击率、收视率的竞争,两者难以决然分离。中间夹杂一些消费名人或意指“红歌”符号的态度,没有什么奇怪的。媒体对李天一案件的报道,并未价值脱轨,总体上并非展现媒体暴力、语言暴力。

  为什么不能纯粹一点呢,只求真相、规模适宜、不要消费名人、不要意在言外等等。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能理解。我也觉得因为李天一而大曝李双江的全部情史有些过分呢,但终究也只能说因果皆有自,名人须谨慎而已。

  社会很丰富,欲求纯粹难。把“不纯粹”消灭了,传播生态也就枯竭了。纯粹的媒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仅有一个媒体,或者虽有很多的媒体,却全由一个纯粹的大脑来指挥,执行中还不折不扣,简而言之,媒体由一个纯粹的全能人来办,那才纯粹了。这就像过去搞经济,设想一个可以自如控制全部经济过程的计划体制。

  “媒体随传言瞎转悠”,这又是一个担心甚至指责。看起来确实如此,一会儿传李天一年龄造假,一会儿说李双江气病,一会儿传双方和解,一会儿说恐将轻纵,实际上均被证伪。我想,媒体怎样不为传言所动,当然有值得反省之处,但把报道的进程简单视为“瞎转悠”也未免困于“计划体制”。

  社会有传言,媒体有回应,包括正视传言和推求实况,无违于新闻本职。有传言、无回应,大家都不理会,似乎也可以“其怪自败”,但这是不是对公众负责的做法?是否适合网络时代的传播需要?传言炽盛,而各方“不为所动”,酿成重大事件,例子很多。据说教训之一,是要第一时间正其视听。李天一案传言多多,无不指向特权销案,试问有哪个机构迅速以正视听了?

  李天一案不足证劳教废除论

  李天一案又引出劳教话题。李天一上次街头打人,这次涉嫌轮奸,中间有过劳教处理。劳教制度近年深受劣评,废止已成定数。李天一劳教期满犯案,有评论以此再证劳教非仅无益,反能使人破罐子破摔或习得违法犯罪新技术,实当废除。

  劳教当废除,但若以李天一劳教放出又犯案作为劳教无益、劳教当废的理由,那么监狱都应该废除,坐牢放出后又犯案、坐牢期间学会了新的犯罪办法,都不少见。以劳教早应废除论,李天一被劳教可谓不当,但即使没有劳教制度,李天一当街暴打他人也该有依法处理。

  劳教当废,在于非经审判剥夺自由,于法治不合;随意性大,常致人罚超其过,甚至无过被罚,但正因随意,它也可作为犯罪而减弱处罚的措施。劳教当废,例证绝多,湖南唐慧、重庆任建宇等就是,但李天一不是例证。

  每一公众关注的事件,信息缺乏,使人在整体的社会经验下产生悬疑,这是一种现实。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应该反思社会总体局面和每一公共事件的信息回应机制。媒体正视传言,并去推求真相,并不能替代权威反省其“不发布”的失责,多少也逼出了一点实情,回应了社会关切,减轻了社会焦虑,不应该反被指为“瞎转悠”。

  (作者是著名杂文家、武汉《长江日报》评论员)  刘洪波

【编辑:罗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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