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从未到过澳洲，但从1905年成立同盟会后，孙中山就与澳洲粤籍侨胞有着广泛联络，他曾派特使出访澳洲，传播他的革命思想。同各国的华侨一样，澳大利亚的香山华侨在本世纪初热情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与具有悠久移民历史的东南亚国家不同，澳大利亚的华侨社会形成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1850年前，在澳大利亚历史中，很少有关中山人的记载。1850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洲和新南威尔士州发现了金矿，掀起了淘金热，吸引了不少香山人前往。至1901年，澳洲华侨已达29627人。在维多利亚州以广东四邑人居多。据老华侨郑嘉乐先生说，他在大金山巴拉勒的华人坟场中，曾见过几个中山人的墓碑。可见也有中山人在里面，但只是少数而已。但在新南威尔士州，香山人却占40% 。香山移民主要分布在悉尼和布里斯班。
1869年，继维多利亚及新南威尔士之后，昆士兰又发现金矿，华人闻讯，即赶到那里谋生。
1873-1880年，在昆士兰北部肯斯埠附近的伯玛金区(PALMAR GOLDFIFLD)有华人超过10000人，全盛期的1877年达17000人，而当年昆士兰地区共有华人25000人，平均每7名居民中，就有1名华人。在肯斯埠的华人中，以中山人的人数最多，小部分是四邑人，有一个时期，中山人占全部华人的83.3%，四邑人占10.7%。而中山人中，又以隆都人占大多数。因此，隆都话在肯埠是很流行的。在1900年前后，该区唐人街的两旁，有四分之三的商店由中山人开设，而四邑人开的只占四分之一。约在1890年，中山人已在区内建立了香山会馆和一座香山庙。
初期，澳大利亚由于劳力缺乏，欢迎华人入境，但不久即因种族歧视、经济竞争、文化背景差异等原因，先后制订排华政策，澳大利亚各州从1855年开始规定运载中国移民的船只，每载重10吨限载1人。否则，一经发现，入境者与船主都要受罚。入境者要交10磅以上的人头税，还要交居留税、保护税等。从1881年起，维多利亚及新南威尔士州规定轮船载重增至每100吨限载1人，入境人头税为10磅。昆士兰这50吨限载1人，人头税为30磅。1888年，大洋洲第二次州际会议规定载重500吨限载1人，人头税各州不等，并禁止华侨自由迁徒。1901年，澳大利亚还规定申请入境移民要先通过写欧洲文字(1905年改为指定文字)50个字以上的考试才能入境。与此同时，各州还制定各种经济法规，禁止华侨从事某些职业，限制华侨开办工厂等，使各种排华事件不断发生，不断升级。如1857年7月4日，在维多利亚的巴克兰金矿场发生的排华暴乱中，2000多名华人遭抢劫，75顶帐篷，30家商店和许多财物被焚烧，3名华人被打死，伤数十人，华人财产损失达5万英镑。至1901年澳洲排华风气达到最盛，1901年9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了以南非“纳塔尔法案”为蓝本的《移民限制条例》,以“语言测试”为名，行歧视有色人种入澳之实，基本杜绝了华人入澳的可能。华人在澳洲的处境极为艰难，自身难保，华人人数不断下降，1901年澳洲总人口即有37万，华人(包括第二代)仅3万余人，所占比例很少。这一切致使澳洲华人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华人势力较弱，19世纪80年代，整个澳大利亚笼罩在一片种族歧视的氛围中，华侨在惊恐不安中度日如年。
澳洲华侨不断向清廷呼吁，要求出面交涉，保护华侨正当权益。清廷有时也提抗议，但澳洲政府根本不把腐败无能的清廷放在眼内，照样迫害华侨，这使越来越多的华侨看清了清朝政府的本质，希望推翻这个封建王朝，另建富强的共和国，使祖国成为华侨的有力靠山。因此，当孙中山先生号召推翻封建帝制而建共和国时，华侨群起响应，热情支持。
但是，由于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康有为、梁启超很早就重视在澳洲华侨中开展工作，争取华侨的支持，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虽然由于澳洲政府的阻拦，康有为未能到达澳洲，但他曾写信给澳大利亚的华侨领袖，敦促他们成立保皇会，1900年悉尼成立的保皇会，会员就有249人。1900年11月至1901年5月，梁启超访问澳大利亚，居留半载，在他的鼓动下，全澳成立了10个保皇会。1898年6月29日，悉尼发行了《东华新报》，后来成为保皇会的喉舌，这使不少华侨思想一度受到了迷惑。
随着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促使了澳洲华侨的觉醒，他们建立各种社团，创办报纸，捐资捐物，用多种形式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陈迪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