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南洋各地搜集有关辛亥革命与厦门华侨的资料，发现马来西亚已经提前一年在举行各种学术、艺术、展览活动，以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到来。他们借孙中山在槟榔屿举行“庇能会议”(1910年11月13日)100周年纪念活动，于2010年12月18日，举行了“陈新政论坛”，主要研讨陈新政的历史定位问题。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金碧霞博士主讲《陈新政的多元贡献与视野》，4位嘉宾主持论坛，讨论“如何建立陈新政的集体文化记忆”问题。
陈新政(1881-1924)，厦门人，生于禾山岭兜村。他的事迹，在《厦门市志》、《厦门华侨志》及有关书籍均有记载。现在，我从国外报刊及陈新政遗著中，披露一些鲜为人知或知之不详的资料。
从“陈新政论坛”上学者们所取得的共识看，陈新政的历史定位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著名华侨企业家
商务遍及中国、东南亚和世界各地。1899年，19岁的陈新政南渡马来亚槟榔屿，辅佐父亲陈裕鹤经营航运业。陈新政少有大志，生性倔强，刚毅灵敏，善于理财。几年之后，稍有积蓄，遂奉父命回故里与林焕娘完婚。婚后返回槟城，除继续协助父亲经营航运业外，还独立创办了“宝成”商号，经营土特产进出口生意。业务蒸蒸日上，数载之间成为槟城殷商。接着，他又开办“竟进”橡胶厂，将业务扩展到橡胶业，同时兼营航运业，购置“广顺”、“竟隆”两艘汽船，奔走于槟城、太平和实勿董之间。生意兴隆，盈利日增，一跃而成槟城巨富。以后，他又在中国、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创业经商，奠定了日后从事各种活动的经济基础，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
辛亥革命在南洋的中坚人物
陈新政在南洋及世界各地，吸收文明空气，接触世界新潮，对清廷的腐败政治极度不满。正好，孙中山、胡汉民、黄兴等人于清末先后多次到南洋宣传革命，对华侨启蒙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同盟会组织。陈新政与黄金庆、吴世荣、丘明昶等人于1906年率先加入同盟会，入会时，陈新政将原名“文图”改为“新政”，表示他坚决支持孙中山，追求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新政府。孙中山对南洋华侨特别倚重，同盟会成立后，他五下南洋；由他亲自发动的10次起义，有8次以南洋为根据地，南洋成为“中国革命军之大本营”和“中国政治人物避难地”。南洋华侨崇敬、景仰孙中山，便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支持他所领导的革命，奠定其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使孙中山的计划得以实施。
由于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陈新政在一系列活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孙中山避难马来亚槟榔屿时的挚友。孙中山发动镇南关、河口诸役，都得到陈新政等人的踊跃捐输，以济军需。“庇能会议”策划了广州黄花岗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转折点。每逢起义失败，陈新政就多方设法，妥善安排逃亡的大批志士，让他们先到南洋避难，以图东山再起。陈新政时值盛年，任事勇敢，有侠义之风，精力充沛地为革命奔走呼号，受到同志们的器重。著名华侨领袖庄希泉1911年11月在槟榔屿，由陈新政、黄金庆、丘明昶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2月，庄希泉等再次到南洋为孙中山筹划的“中华实业银行”招股，陈新政是最踊跃认股捐资的侨领之一。这使招股任务在三个月内便超额完成。
陈新政是民国初年南洋的福建华侨领袖。当时，陈新政任同盟会槟城支部长，事实上肩负整个南洋的事务。可是，革命党人内部分为东京和南洋两派，互有摩擦；为了不致贻误大局，陈新政巧妙地周旋于两者之间，经常给孙中山写信汇报请益，孙中山也经常致信给陈新政，谈国内外政局和同盟会政纲。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洋华侨欢欣鼓舞，陈新政与槟城的革命同志努力筹款，汇回国内，支持福建、广东两省光复。福建光复后，陈新政被推为南洋华侨代表，回国祝贺胜利，慰问革命党人。到达福州，福建省都督孙道仁委任他为“募军债代表”，再返南洋劝募。1914年，孙中山亲笔写信给陈新政，商谈组织中华革命党事宜。从陈新政后来的一系列作为看，他确实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开展革命活动。
华侨文教事业先贤
陈新政是东南亚华侨文化教育事业先贤，他创办了多家报社、学校和社团，为启发民智、培育人才做了许多工作。加入同盟会的第二年即1907年，陈新政与吴世荣、黄金庆等人，在槟榔屿创办“槟城阅书报社”，其成员都是同盟会成员或同情革命的人。1910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由新加坡移设槟城，即附设于阅书报社内。1910年10月2日，孙中山在该社召开会议(即“庇能会议”)，议决发动广州之役。1910年夏，缅甸《光华日报》被当局强令停刊，陈新政则支持原创办人庄银安于是年11月将报纸移至槟城复刊出版，“光华”意即光复中华。1914年，陈新政于新加坡创办《民国日报》。1916年，菲律宾华侨在厦门创办《民钟日报》，半年间便发生资金短缺问题，厦门的同盟会元老、《民钟日报》名誉社长许卓然多次写信向陈新政求援，陈新政每次都寄千元帮助，使之继续出版发行。第二年，陈新政又协助《民钟日报》在南洋招募股份。
槟城阅书报社于1917年2月，正式创办了钟灵学校(今钟灵中学)，校名由陈新政提出，取“钟灵毓秀”之意，最初，教室就设在阅书报社楼上；不久，他又创办了福建女学校(今槟华女子中小学)。
1920年12月15日，陈新政发表了《中华学校附设中学之诌议》一文，建议扩展原来的小学，以满足华人对中学的需求。1922年2月2日，他又发表了《创办商业传习所刍言》一文，建议将原来停办的中学改办商业学校。可见，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华侨的教育问题。
马来西亚华侨教育家汪起予在《钟灵学校之史略》中说：“吾党(指中国同盟会———引者)自讨袁失败后，有识之士咸知欲达到革命目的，非从根本解决不可，欲从根本解决，非先推广国民教育不可。槟城本为革命策源地，而阅书报社即其中枢，诸同志莫不以兴学为唯一之要图，而隐然领袖群贤者，则陈新政先生也。”
华侨办学，在南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绍文所著《南洋旅行漫记》(1924年10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中有一段评论：“华侨自从办了学校后，很像旭日初升一样，将从前的暮气逐渐消除，一种振奋刷新的气象，蓬蓬勃勃，甚是可喜。”
世界华侨、华人风范
陈新政为多元化创新与文化传承树立楷模。他在繁忙的商务、革命活动中，还写了大量文章，在他逝世后，后人编辑、出版了他所著的《华侨革命史》一卷，《陈新政遗文集》一卷，还编印了《陈新政先生传》、《哀思录》。在《华侨革命史》中，陈新政论述了华侨与祖国的关系，叙述了孙中山的革命过程及其与华侨的往来、华侨在南洋各地的各种活动，印证了孙中山“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名言。《陈新政遗文集》共收集了杂文、游记79篇。
书中有一篇写于1911年4月19日的杂文《论厦门保商局之敛财殃民》，文章说：
该局之设，美其名曰保商，固将谓保吾侨商也。而实则使侨民受患。查该局创于辛丑(即1901年———引者)，迄今已十有一年，其定例则每客一名归厦，无论贫富，均须纳入口税一圆。计其大略，此款已不下百二十万。满政府既抽此巨款，不但无丝毫利益于吾侨商，而贫民之受酷虐者，则惨无天日，闻不忍闻。
前者丰远船载废病华人百名归国，系暹(暹罗，即泰国———引者)政府给船费，由通扣埠遣归者。及至厦门，保商局照例征税。病者无缴，竟被鞭笞，船主仍载回暹。呜呼，身罹病患，望国门而不得入，且被鞭笞，哀哀侨民，不死何俟。是保商局未设，吾民尚得从容出入；保商局既设，吾民无此一圆，永不得归国矣！
……
何大不幸而生于此穷凶极恶之满政府下也！
读他的遗著，深感他善于思考，敢于亮见，论述深邃，文辞犀利，充满救国爱侨的思想。他的行事风格独特，不仅诉之言语，形于文字，还快速付诸行动，努力作为。像他这样通于文墨、口齿伶俐、能力颇强、勤于写作的华侨企业家兼政治家，实属罕见。故而华侨中某些宵小之徒和保皇党余孽，“枪打出头鸟”，暗中诽谤构陷。
1920年5月，英国殖民政府炮制《海峡殖民地教育条例草案》，对华侨教育施加种种无理和苛刻的限制，以控制、扼杀华侨教育，压制华侨爱国运动。遭到南洋爱国华侨的一致反对。陈新政走在反对苛例的前列，在报上发表文章加以抨击，故被殖民政府定为“反抗条例主谋”、“危险分子”，于1920年10月间被逮捕至新加坡，入狱一个多月后被驱逐出境。
陈新政先生被押到码头遣送时，“候送者极形拥挤”(当年当地报纸报道)，可见他的得民心和影响力。
陈新政返归故里厦门后，又为故乡效力，在禾山办学，力图革除乡村陋习。但当时政治腐败，军阀、土匪、官僚横行霸道，民不聊生，这使他十分痛心，乃南返暹罗，继续经商。1922年，林森出任福建省省长，深知陈新政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爱国华侨，屡次电邀他回闽为国效劳。陈新政应命回国，经厦门而福州。可是，他看到福建时局混乱，政治照样腐败，大失所望，感到报国无门，难展抱负，便再次返回暹罗，经营稻米加工业。两次归国回闽，世扰俗乱，人欲横流，让他触目惊心；他日夜忧国忧民，抑郁寡欢，1924年9月25日不幸病逝，享年仅44岁。
噩耗传开，前往奔丧吊唁者达数千人之众，槟榔屿、马尼拉、仰光、厦门等地，均举行追悼大会。在曼谷，出殡之日，当地长官亲临执绋，以虎兵及军乐队送葬，仪式极为隆重。
陈新政受到各界人士的尊崇，不少当年名人均题词纪念，如孙科题“陈新政先生遗著”，胡汉民题“常忧祖国，义不后人”，蔡元培题“廉顽立儒”，郑洪年题“生而为英，死而为灵，读先生书，慕先生愿，后死者毋忘前辈奋斗之峥嵘”，钟荣光题“正谊谠言，侨胞矜式”。厦门追悼大会，挽联写着：“负经济宏才，许世以身，有功于国，有功于人，斯君卓著千秋业；综生平伟绩，大书其事，或布在方，或布在策，此后留传万古名。”(彭一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