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印尼老归侨讲述酸甜人生 曾向往“过年”

　　李美云，女，印尼归侨，现年83岁，退休前任职于三钢动力厂。

　　我的童年过得很安逸，也非常丰富多彩。童年的经历非常有意思，现在想想觉得很幼稚，也感到很有趣，虽然时间久了些，但总是时常闯进我脑海……

　　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父亲是福建莆田人，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印尼人。父亲出国前已经在家乡成家并生有一子，后来为生活所迫而到南洋谋生。父亲刚刚到印尼时，四处打零工度日。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帅气的父亲与漂亮的母亲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顿生倾慕之心，不久便双双坠入爱河。1930年，他们的爱情结晶——我来到这个世界。

　　在幼小的记忆里，我的家就在印尼牙聿县城中心地段，县城非常大，也非常繁华。我清楚记得我家前面是一座大型的影剧院，里面有1000多个座位，分3个等级价位，一等座价位最高，里面的设备最齐全，夏天时还配有电风扇；三等座最便宜，几乎都是在靠银幕的位置。那时我经常一吃完晚饭，就一个人偷偷钻进影剧院去看电影。那时，我家境还算富裕，家里有两个佣人，一个专门负责我们一家人的饮食，一个负责家里的卫生。所以，我的童年生活没有任何章法，就像一棵树苗，无拘无束地任意生长。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受了多方面的感受，这种感受也就是人生旅途中的前奏曲，酸甜苦辣也全都聚齐。

　　难忘农场抓虫儿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在乡下承包经营着一个农场。农场离家有10多里路，农场的面积非常宽广，那里种植了好多农作物，但是大部分都是马铃薯，父亲雇了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劳作。父亲几乎吃住在农场里，一个月没回家来几趟，即使回来也待不上多长时间，不过每次父亲回家，我都要到很远处去迎接他，扒着父亲的自行车回家，把父亲的车兜、背包兜掏个干净，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虽然经常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每次还是翻了个遍。

　　记得那时，父亲偶尔也会带我到农场去，在农场最大的乐趣就是捉昆虫。白天，不顾太阳的毒辣，爬上树捉鸣蝉。在捕蝉的时候，我常会遇见一种叫不出名的昆虫，这种昆虫的体型比蝉小一些，与牛虻差不多大小，它停在树枝上，会发出优美的鸣声，听到如此动听的“乐曲”，我就产生了抓住它的欲望。但这种昆虫极其难以捕捉，它像故意逗我似的，远远看去，它立定不动，待我人一趋近，它就缓缓向上爬去，等我再凑近它时，它就倏地振翅而飞了，好像我伸手的速度始终都比它慢半拍。

　　向往祖国的“过年”

　　我8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学了，上的是荷兰教会学校，学校离家很近，大约有两三百米远，说学校其实就是几间教堂，我的老师几乎全是神父或者修女，学的是荷兰语。我们这一个班级约有30多名学生，每天上午就上两节课。说是上学，其实大部分时间是玩，已不记得都学了哪些内容。

　　我除了正常的上学外，其余的时间不是去打羽毛球就是去打篮球。小孩子们在打羽毛球或者篮球时也经常吵架和打架，我常常因为“大小姐”的形象受同龄或稍大点的小孩们的欺负，回家还不敢告诉母亲，因为母亲知道后，总是不问原由先要责怪我，并告诫我：“女孩子在外边不要惹事生非”，母亲不允许我和任何小孩吵架和打架。

　　1949年，我和两个弟弟随母亲回老家探亲。这是我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天真稚嫩的我对祖国充满了憧憬。因为在回国之前，我的哥哥——我父亲和原配妻子所生的儿子，经常跟我说，在祖国，过年是最好的时光，因为过年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能买上一件新衣服，买上几挂鞭炮，除了吃好的还能玩好，还不要干活，过年是最幸福不过了。此外，我平时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在祖国赶年集也是过年的一大乐趣，过了腊月二十的逢集日，都叫年集了，那时的集市上年货特别多，热闹非凡，集上人山人海，卖对联的、卖灶神爷的、卖过门前子的、卖花的、卖泥娃娃的、卖鞭炮的摊子前水泄不通。自从接到哥哥的信，母亲准备回国探亲后，我就开始数着手指头盼回国的日期，渴望早日踏上中国过大年，总感到时间过得太慢，恨不得把家里的日历提前撕到过年这一页。

　　庆幸有酸甜人生

　　那年10月，我与母亲及两个弟弟回到莆田西天尾上山村老家。当时，国内还很困难，我发现老家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玩。对我而说，最难的是吃饭的问题，我自小没有摸过筷子，一时间要我用筷子吃饭，简直比登天还难。我在印尼的时候几乎都是吃面包、牛奶和咖啡，而到了老家天天吃稀饭。这种生活反差，令我十分不适应。最初，我和母亲决定在老家玩3个月后就回去印尼。没有料到，回到莆田没有多久，便有媒婆上我老家提亲。翌日，媒婆便领着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到我家。男方也是刚刚从印尼回来的归侨，人长得精神帅气，加上性格活泼乐观，情窦初开的我一下子被他的气质所迷醉。我们开始交往，男方的母亲(即我后来婆婆)应允我们结婚后一起到印尼生活。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去办结婚手续。结完婚后，母亲带着大弟弟回印尼去了。

　　出乎意料的是，等我们结完婚后，我丈夫的护照竟然过期了。我们经过多方奔走，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此时，我有些后悔当初鲁莽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只得随丈夫安下心来过自己的生活。那时，我和丈夫的工资都很低，丈夫的工资除了留给我们母子几人的生活补贴外，还要给在老家生活的婆婆一部分。当时生活十分困难，丈夫知道我在印尼时过着“大小姐”的生活，为了不让我吃苦，有点好吃的他自己更是舍不得吃，就留给我们母子几人，他自己却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

　　丈夫当时响应国家的号召，从莆田商业局调到顺昌一个冶炼厂工作，我们全家跟着到顺昌乡下落户。此时，我“大小姐”的个性已经被生活消磨殆尽。可以说，已经成功地从“大小姐”蜕变成一个农妇。那时，虽然我的年龄不大，但是农活我几乎样样都干过，诸如割草、拾粪、喂鸡、锄地等。

　　1967年，我随丈夫来到了三明钢铁厂，成了动力车间的一名工人。此后，我都在三明钢铁厂上班，一直到1980年退休。

　　我的人生充满酸甜苦辣，那美妙的童年和坎坷的成年阅历，使我很快成熟，但是，我很知足，我很庆幸自己有着这样特殊而丰富的经历。(李美云／口述　连传芳／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