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侨乡防卫设施演变：碉楼成公共设施建设标志

　　传统的防卫设施

　　中山在1925年之前称为香山，地处珠江出海口，为濒海之地，域内岛屿众多，山海交错，成为盗寇活动和聚集的地方。从明代中叶直到民国时期，海盗的活动都非常频繁。各版本的《香山县志》中，“土寇”、“倭寇”、“海寇”、“山寇”、“草寇”、“盗贼”、“海盗”等字眼时常出现。鸦片战争之后，据香山本地的乡绅林谦记载，当时“匪党肆横，抢劫之事，由郊野到城厢，白昼成群，实从来所未见”。盗寇不时掳掠城乡，造成不少乡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匪患过后，乡人除了建立乡义祠、义勇祠、义烈祠等纪念在匪乱中死去的亲人外，也思考如何抵御盗寇的侵袭，建立防御设施便是抵御盗寇的重要措施。

　　民国初年以前，香山地区乡村的主要防御设施是围墙与闸门，有些村庄会配以护村河。当时的乡村里，乡民为了抵御盗寇，主要的反应是修建围墙和闸门。如清康熙七年(1668)，海寇入侵四字都茶园村(今中山南朗茶东和茶西)，乡人陈光龙“捐己地筑围墙防守，村赖以安”。乾隆十五年，位于城郊的长洲村修建了闸门三座。嘉庆十四年海寇逼村，小榄的“东埒口筑垒堵御”。在传统村落中，这些围墙和闸门(有些村落包括护村河与更楼)，构成村里的防卫设施，承担着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到清末民国，这些防卫设施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少乡村依然选择重建或重修闸门和围墙来加强乡村的防御。1918年隆镇的安堂乡在修筑围墙劝捐启事中说，“盖闻思患预防，勇夫所以思重闭，有备无患，郡县所以有城垣，况当今盗贼披猖，频闻掳掠，本镇一带各村多谋自固藩篱。况我乡滨海连山，四通八达，是以有提议修筑围墙一事”。不过这种传统的防御设施在清末民国时期遇到了新的强大挑战。

　　香山临近港澳，从晚清到民国，大量的武器通过港澳源源地流入进来。这些先进的武器部分为盗匪所拥有，加剧了当地的匪患。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给九龙关税司的札件中指出：“粤省盗风猖獗，素恃洋枪利器为护符，而枪械来源，又恃港澳地方为接济。”拱北海关的报告也认为港澳流入内地的武器助长了内地的“盗风”，“曩由香港、澳门两处私贩军火至内地者，源源不绝，实繁有徒，以臻今日盗风猖獗，地方不靖”。枪支流落到盗匪的手中，使得他们劫掠起来更为猖獗。传统的围墙、闸门乃至护村河构成的防御设施体系在防御一般的盗匪时作用明显，但在成群结队拥有枪炮的盗匪面前，其自身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这些设施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将村落和外部相隔开来。这样的需求加上村内并不富裕的财力，使得闸门普遍规模不大，围墙高度也较低。早期闸门从形制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平面呈“一”字形，另一种平面呈“∏”形，与传统民居的头门基本一样，两侧墙体外伸，正面墙体内凹，形成一前廊，高一般4-5米。早期围墙一般不高，普遍低于闸门，高约2-3米。这种形态下闸门和围墙，面对成群结队拥有枪械的匪徒，只是将其隔在村外。一旦匪徒试图越墙进攻村内，其既难以很好掩护村民，也不便于村民向村外开枪堵截，所起作用非常有限。

　　民国建立后，香山地区的治安并不见好转，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成群结队拥有枪械的盗匪进行抢劫在当时的香山社会比较常见。关于盗匪劫掠的报道在当时的报纸、侨刊中时常可见。为了应对匪徒的劫掠，各村落纷纷组织防守人员，购买枪械，修建防卫设施，以防被洗劫。传统的闸门和围墙在部分乡村也被改进，其形态变得更有利于防御。有些闸门即修建成两层。在防御匪徒时，一楼闸门关闭后，二楼可驻守防守的人员，两边的窗和门方便人员进驻和观察两侧的情况。比起单层的闸门而言，其在防御功能上得到了加强。围墙建得更为坚固，有些增加了墙的高度，有些改进墙的建造材料，并在墙上开有射击孔和哨口。在改进之后，一旦有匪徒来袭的时候，村内的防守人员就可以凭借围墙防守，既可通过哨口观察村外的情况，又可用围墙掩护自己，并通过射击孔攻击村外的匪徒。

　　碉楼兴建及其作用

　　在应对匪徒的劫掠中，加固和改进闸门与围墙确实能取得一定成效。不过这种方式所费不菲，效果也不见得多么显著。到了民国初年，碉楼这种坚固耐用又攻防兼备的建筑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碉楼造价也不菲，但它的防御性能好，人们为了保护村落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是愿意出资兴建。加之中山侨乡有大量华侨在海外并积累有一定的家业，为了保护乡村和自身的安全，这些华侨成为出资兴建碉楼最主要的群体。而碉楼也在日益在乡村，特别是侨乡的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

　　1912年，小鳌溪乡旅澳大利亚华侨林沾邦回乡自行设计并建筑了碉楼。到了1920年，位于城郊的竹秀园乡人在论述建设自卫设施时已不提修筑围墙和闸门，而是置枪械、设民团、筑碉楼。时人已明确认识到坚固垂久的碉楼在防御中的重要性。竹秀园乡人认为，“本乡东北一带，临水近山，沙田辽阔，每届冬防吃紧之际，乡人时虞盗贼，团防自卫，惟无坚固垂久之建筑物，以为守望之具，故守御着着维艰，所以碉楼之设，早望落成，藉资捍卫。”稍后便见到沙涌和竹秀园碉楼的记载。当时的地方当局也认可碉楼的兴建，认为“建筑碉楼，防卫盗贼，为近时公益要务”。而一些乡村兴建碉楼的意愿，直接原因便是遭受了匪徒的洗劫。在保护乡人和自身生命财产这一强大动力之下，中山地区兴起了建筑碉楼的热潮。民国时期曾有3000多座碉楼耸立在各个村落，至今尚有六百多座分布在各处。

　　从建造者和功能使用的不同，大致可以将中山地区的碉楼分成公众碉楼和私人碉楼两种。公众碉楼由众人集资建成，主要用于某一村落或区域的防卫。私人碉楼则由私人自己出资兴建，主要用于自己家族的防卫和居住。由于两者的功能不同，因而在有些乡村中，村里的殷户建了私人碉楼保护，同样要建公众碉楼进行防御。而兴建了公众碉楼的乡村，富人也还要兴建私人碉楼自我保护。是以在不少乡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公众碉楼和私人碉楼同时存在。相对而言，公众碉楼在村落防御中所起的作用更大。而功能使用的不同，也使得公众碉楼和私人碉楼在选址、形制等方面均有所区别。

　　当时就有人认为，兴建公众碉楼最重要的是择地。因为如果选择的地点不好，不但不能起到防御贼匪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被贼匪算计利用。当时论者所在的竹秀园村因为风水问题，所选的地点几次均因为村民反对而告终。因此论者希望筹建碉楼的执事者能够不受风水的困扰，选择咽喉之地建筑碉楼。从文献和现有碉楼的情况看，公众碉楼一般建在村落的四周或主要交通要道的路口，均为利于村落防御的要害之地。公众碉楼的形制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于担负村落的防御重任，公众碉楼用于防御的目的性非常强，其防御功能比一般的私人碉楼强大。竹秀园的公众碉楼，“其建设之法式，用圆形直径，内桶一丈一尺，高三丈六尺，分四层楼三隅砖，中夹英泥，脚砌石五尺，上四层外围骑楼。”根据现存的公众碉楼，也可以看出其防御功能强大，而居住功能则减弱甚至没有。

　　私人碉楼因为基本不承担整个村子的防御任务，只是保全自己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建在村子内即可，对选址没有太大要求。从现存的私人碉楼分布也可看出这一点，其分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从形制上看，私人碉楼一般射击孔较少，并开有窗，便于采光。且一般兼具居住的功能，或是和旁边的民居配套，共同组成生活的居所。

　　公众碉楼作为村落的防御设施，经常驻有村里的民团，由民团使用，进行防御。在碉楼中，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御，不少安装有水火灯、手灯、独光远射灯、军用电话、警钟，配备有枪和炮等。水火灯或手灯用于碉楼夜间的内部照明。独光远射灯用于夜间观察周边的情况。军用电话则便于同乡里的团防机关联络。警钟可以通过鸣钟告警，报告匪徒的方向和远近。枪炮自然是防卫的武器了。当驻守碉楼的人员发现有匪来袭时，会立即鸣钟报警，向乡里的团防机关联络，并施放枪炮。安装有远射灯的碉楼，还会燃起灯，照射周围的情况，发现匪徒时，放枪炮射击。一旦某一碉楼响起钟声或枪声，周边的碉楼乃至邻村的碉楼都会立即鸣钟和鸣枪放炮来声援，以达到拦截匪徒的目的。

　　碉楼建成后，在侨乡防御匪患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献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匪徒意图劫村，被驻守碉楼的民团击退的记载。有碉楼的乡村也因而获得暂时的安宁。如沙涌恒美一带，碉楼建成后，“此方告警，他方即为后援，以期共御匪患，是故附近各乡，咸称安堵。强徒不敢窃发，赖碉楼之力实多。”而大涌的起凤环村，几乎每家都有华侨，村子小且非常富有，是盗匪垂涎的对象，但从未遭受匪徒的洗劫，主要便归功于“几及三十个的公私碉楼。”石岐对岸的长洲村，也因为村中有“碉楼数所，警卫□备一小队”，所以“乡中的治安，可称巩固。”

　　结语

　　根据文献的记载，清嘉庆年间香山地区就已兴建碉楼，不过当时主要是为了防御从海上来的盗寇，尚不见将其用于乡村防御的记载。在民国初期以前，传统乡村中的防卫设施主要还是以闸门、围墙配合更楼为主。由于匪患严重，匪徒人数众多，并拥有枪械等武器，乡民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原有的低矮闸门、围墙在防御中自身的弱点非常明显，难以用墙体进行掩护并攻击村外的匪徒，也难以有效阻止匪徒的越墙进攻，因而对闸门和围墙进行改进，以期让它们在防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对于大部分的村落来说，这种做法既耗资巨大，也难以真正保卫乡村的安全。民国初期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碉楼逐渐在香山的乡村出现，其坚固耐用、攻防一体和便于观察匪情等特征使得其在乡村防御中的效果非常显著，在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也因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地位显要，在某种程度上，耸立的碉楼成为了其所在乡村中村政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标志。闸门、围墙、护村河等和新出现的碉楼组成了村落新的防御设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