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北京）

正像有首歌中唱的那样：「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宗家邦，因为在接受河南省电台记者（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托制作国庆特别节目《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采访时，酒后失态，口出狂言：「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引来舆论一片讨伐之声，很快被河南开封市市委免去县委书记的职务，一个40岁不到的年轻干部，本来可望在事业上大有作为，不料祸从口出，一言丧「邦」，昨天还是堂堂的县委书记，一夜之间就马失前蹄，身败名裂，内心深处一定「烦」透了。

诚如有作者颇具洞见地指出的：假如宗家邦当时没有多喝，不是这样的「烦」，而是热情地与记者配合，按照记者的「提词」，大谈焦裕禄精神对兰考人的作用，以及「新时期如何发扬焦裕禄精神」，那么，我们从传媒中看到的，就一定是一个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好领导了。也就是说，不论宗家邦是否对「新时期如何发扬焦裕禄精神」有真知灼见，只要他在记者的活筒面前善于顺着竿子往上爬（别人想表现自己还不一定有机会呢），甚至只要他耐住性子像背教科书似地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套话、空话，他就能够「顺利地」配合记者做好这次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说不定因此在上级领导和公众中进一步树立起了「焦裕禄同志的接班人」的光辉形象，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盛行「表态文化」，即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针对一些特殊的问题，人们（特别是政治人物）必然作出适当的「表态」。按说一个人只有真实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别人才能据此判断他的意见和取向，但在不少时候，中国的「表态文化」并不能保证人们所表之态系发自肺腑，真实无虚。2000年前发生在秦朝的那个著名的「指鹿为马」的故事（丞相赵高给秦二世献了一只鹿，说：「这是匹马。」大臣中有要巴结赵高的，就跟着他说是马，而那些坚持说是鹿的，事后都被赵高罗织罪名杀害了），就是一个生动而精彩的例子。广播电台在国庆50周年之际制作一期关于焦裕禄的「特别节目」，当其它人都「顺利地」接受了记者采访之后，作为兰考县现任县委书记的宗家邦，却始而「推说工作忙，不接受采访」，继而「勉强答应接受采访」，最后好不容易接受采访了，又顾左右而言他，避口不谈焦裕禄精神，完全就是一种「拒绝表态」的抵触情绪。但是，按照「表态文化」的标准，他只要拒绝表态，就表明他的「觉悟」比此前在记者话筒前「顺利地」表了态的受访者低得多。更何况，他千不该、万不该在记者锲而不舍的步步紧逼之下，在酒劲上冲之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声称「我一听就烦」，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样，在如此这般「表态文化」的氛围之中，人们自然就很容易忽略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宗家邦被记者在县城一家宾馆堵个正着，「酒足饭饱」，「打着酒嗝」，很不雅观，但实在事出有因──他当天陪同上级参加「三讲」教育的干部到焦裕禄陵园敬献花圈，中午陪他们在宾馆吃饭。因此他酒后没有成功地表态，也应该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应该适当予以谅解；记者若当场在酒席上采访另外一名烂醉如泥的领导，后者恐怕也不能就焦裕禄精神谈出个子丑寅卯来。以「昭昭」之时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昏昏」之中的言行，总有些失却公平。如果宗家邦原本是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干部，仅仅因为在工作餐上贪杯导致表态失误，即被活生生勒令「下课」，那就更是有些可惜了。退一步讲，即便宗家邦承认自己是「酒后吐真言」，是真「烦」，也应该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真言」不一定是真理，但允许一个人说出不那么正确的真话，总比鼓励他公开炮制正确的废话要科学和人道得多。否则，宗家邦的遭遇只会给人一个惨痛的教训──哪怕是喝得一塌糊涂，也万万不可「吐真言」。

第二，报道说，「酒醒后，宗家邦觉得不对头，忙派人去找王XX（河南电台记者），得知王XX已返回郑州时，宗家邦立刻丢下手上一切事务，亲自开车前往郑州」，这表明酒醒之后的宗家邦和其它干部一样，对表态失误的危险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而报道播出后，「宗家邦忽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天天组织干部学习焦裕禄精神，天天下乡视察工作」……原来，像宗家邦那样也许对焦裕禄精神「一听就烦」的领导干部，却仍然可以至少在表面上把焦裕禄精神「学习」得很象样、很到位，那么反过来看，在那些堂而皇之地参加「三讲」教育，到焦裕禄陵园敬献花圈，到革命圣地重温入党誓词，或者「天天组织干部学习焦裕禄精神，天天下乡视察工作……」的领导当中，是不是也有那种对焦裕禄精神、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则其实很不以为然，甚至「白天学焦裕禄，晚上学陈希同；白天学孔繁森，晚上学王宝森」，但是一向小心谨慎，城府极深，别说喝醉了酒，就是打死他也坚决守口如瓶，因而表态永远正确、官位永远平安无事的聪明官呢？

宗家邦已经为他的表态失误付出了代价，殷鉴在前，聪明官们从此只会变得更聪明；而普通群众从中洞悉了这一层关系，也未赏不是一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