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金庸的人，比熟悉查良镛的人多

今天熟悉金庸的人比熟悉查良镛的人多得多。金庸是查良镛的笔名。对金庸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他是写武侠小说出身，其实，金庸以大半世纪的精力、心血倾注于开办《明报》企业及撰写政论文章（以《明报》社评为主）。他的武侠小说写到七十年代；他的政论文章一直写到九十年代初。他写的政论文章的字数，比起他写的武侠小说可多得多。换言之，武侠小说不过是他的「副产品」。但发展到今天，金庸的名字已与金庸的武侠小说连结在一起，无心插柳柳成荫，「副产品」成为「主产品」，作为小说家的金庸，他的名气，早已掩盖作为报人和政论家的查良镛。

作为报人和政论家的查良镛，在过去相当长的年代曾受到海峡两岸的冷遇，连带他的武侠小说也被敷上浓重的政治色块，被列为「禁书」。

在台湾，金庸作品早年与大陆一样，也是被禁的。金庸本人曾在《大公报》做过记者、翻译、编辑，所以被打成「共匪」标韱，直到1979年他的小说才被解禁，其作品首先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后来由台湾远流出版社接手，一直是台湾畅销的榜首。

在大陆，金庸的作品也是在开放后才出现的，正式大规模授权给大陆出版社出版，则是九十年代的事。

金庸不是以他办报的过人才干和捭阖纵横的政论征服海峡两岸的读者及政要，而是以他的副产品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相信是他本人所始料不及。可见文学作品的旺盛的生命力，是超越时空和政治领域的。

批评金庸的作家学者

金庸的小说是有丰厚和坚实的读者基础的，他的武侠小说的口碑之好，可用「排山倒海」四个字来形绘。迄今为止，批评他的武侠小说最激烈的有两位。一位是五年前杂文作家鄢烈山，他在广州《南方周末》写了《拒绝金庸》一文；另一位是近期的王朔，他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看金庸》一文。鄢烈山是针对北大聘请金庸为荣誉教授而发的，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无惭。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怪人写得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鄢烈山表示他「无法接受金庸，更无法接受北大对金庸推崇。」至于王朔的文章，长约三千余字，其要点有三：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初读金庸是一次糟糕的体验，情节重复，行文啰嗦，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就靠这个推动着；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很大的误会。

学者中批评金庸作品的也是有的。台湾研究金庸作品的作者叶洪生（前台湾《联合报》副总编辑）曾指出，金庸在武功的描述上，有「颠覆科学基本认知，超越现实人生经验」的吊诡及异常情状。他说「金庸小说尽管在当世评价极高，却非无懈可击；往往为了追求奇趣，或为加强娱乐效果，他不免有所疏失，甚至弄巧成拙。」近期批评最力的是正在写《香港小说史》的袁良骏，也于97年11月10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再说雅俗》一文，主要表示了他对目前我国内地某些「权威」不负责任地吹捧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感到不满。袁良骏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武侠小说那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

叶洪生批评金庸，有肯定，也指出其不足之处，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袁良骏批评金庸武侠小说的立足点，还是站在传统的道学思想，以老气横秋的态度对待创作小说，所以说金庸武侠小说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因此他要金庸去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小说」，其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还是中国开放前的一花独放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对于像袁良骏这样的一个知名学者似乎有点抱残守缺了。至于说到「吹捧」金庸武侠小说最早的学者，恰恰不是大陆的学者，而是内地以外的学者及海外学者。

批评金庸的作品首先也要下点苦工夫才可。早年香港报人罗孚在《食色性也和雅俗共处》的文章中作了隐喻：「他们（政要、学者）为什么能这样欣赏文学呢？新派武侠把通俗文学推进了文学殿堂，和严肃文学、精致文学分庭抗礼，甚至于在一些从事文学工作的学者眼中已经压倒了一些文学大师。为什么？也许是这些学者本身就纯粹是俗，但至少是雅俗共处于一身，这才使他们能雅俗共赏。」

「而另一方面，是新派武侠本身也有雅有俗，雅俗共处，共处于一人一书。甚至雅还压倒了俗，使从事文学工作的学者为之『惊绝』，甘心拜倒于剑影刀光的『石榴裙下』。」

罗孚对所谓「拜倒在剑影刀光的『石榴裙下』」的文学工作者和学者作曲笔的批评，并没有做进一步的申述。自古俗与雅的作品也难作一定论，古人眼中的俗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已成为今人眼中的雅小说了。

金庸作品销路高踞海内外榜首

近30多年来，金庸作品的流行和历久不衰，则是不争的事实。著名红学研究家林以亮曾说过：「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大陆、台湾及海外的金庸读者超过一亿人。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踞销路榜首。

据1996年远流出版社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八五──九五年，金庸作品在台湾共销出470万册以上。台湾《联合报》在同一年统计中，说金庸是台湾十大纳税作家之第一位。

据台湾远流出版社称，金庸作品如加上早年坊间盗印及之后的远景版，总销数应达一千万册。同一报告透露，台湾几乎是户户有金庸的作品，如果加上租书店、图书馆，可说是每个读书人，包括成长中的年轻人、成年人在内必读的书，若加上从电影、电视等其它媒介接触的，更不可估计。金庸历来都是台湾「金石堂年度十大畅销书的男作家」之一，从不落空。

金庸作品一直是大陆开放以来不法出版商（包括正牌出版商）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金庸作品是大陆盗印最多的流行小说。有一段时间，由中央一级到地方出版社，无不投入巨大资金出版金庸小说，企图与地下盗印商分一杯羹。后来直到九年前，大陆公布版权法，金庸才能正式授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其小说。

金庸较早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包括电影、电视）得到的版税为一千万左右，但一直没有收到大陆地区版税，只有一次是例外，早年应李瑞环的要求签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书剑恩仇录》，收过一笔约10万元人民币版税。其它大陆出版社的版税在正式签约给北京三联书店前一个钱也没收到。如果单是大陆的版税（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相信将以过亿元计。

我每年一趟赴福建探亲，发现所有书店均没有三联版的金庸作品，却有不少盗印本，连机场的小卖部亦卖盗印本，大抵是利润高的原故。我后来更在泉州东方酒店看到一套以「海南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16开本《金庸全集》，打开一看，连出版社的地址、版权页都没有。

外国的盗译本和译本

1995年3月我赴汉城，跑了汉城五、六间大书店，每一家书店都摆放着金庸韩文版的武侠小说，我请汉城高丽大学的许世旭教授代查，许教授通过汉城一家大出版社－－信永出版社的董事长安在实先生所作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全韩国有12家出版社盗译了金庸的作品，不少是韩国第一流的出版社。

后来我拜访了韩国最高学府汉城大学的李炳汉教授，据该大学的学生表示，韩国有一半大学生阅读过金庸作品。

东南亚读者在七十年代已为金庸作品所吸引，这个地区已先后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文字，四年前更出版了新、马简体字本，其余文种均是盗译，流传广泛。

日本最具规模的德间出版社，准备花五年时间出齐日文《金庸全集》。

我于1996年4月陪查先生到日本签合约。德间出版社的老板德间康快先生（他最早曾通过于品海洽谈购买《明报》），拥有包括电影、出版、报纸的综合大企业。他们决定斥巨资出版《金庸全集》，他们组织了日本一批汉学家翻译，准备花五年时间出齐，第一阶段先出精装文库版，再出平装。三年前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日文文库版出版后，很快便告售罄再版。

目下，英译本不多，较早的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及1994年为配合查先生赴澳洲参加作家节的《鹿鼎记》（由Prof. John Minford翻译）两个章节，一直没有系统的出版计划。

武侠小说与东方文化较接近，所以在东南亚特别受欢迎，西方读者可能有一个接受过程，金庸作品的欧美译文也只是刚刚起步。曾任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翻译学系教授兼翻译研究中文主任闵福德（John Maniford）正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金庸作品。

闵福德曾与他的老师霍克思（David Hawks）一起翻译过全套一百二十四回《红楼梦》的英译，被视为有关《红楼梦》英译的最佳版本。闵福德除了与霍克思合译《鹿鼎记》部分章节，还在他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期间，组织翻译《连城诀》、《侠客行》及《射雕英雄传》，并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陆续出版。三卷本的英译本《鹿鼎记》（原五卷），已出二卷，第三卷将于2000年出版。

我曾读过一份金庸资料简介，说金庸作品已译成法文，后来我在巴黎曾寻找法译本，结果找不到，问了在巴黎友丰书店的潘立辉先生，他说法译本是当年在柬埔寨才流行的，因柬人懂法文的很多。不过这种「法文」也是「三及第式」的，不太规范，他表示他的书店极有兴趣出版一套正宗的法译本，针对法国读者。

此外，由于中国功夫，特别是「气功」、「书法」在德国大受欢迎。德国一位华人学者黄凤祝博士，目前也在探讨金庸作品出版德文版的可能性。

以色列的汉学家夏维明在1998年台北「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自从以色列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后，以色列的大学生都是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

读者从9岁到99岁，从小市民到学者

金庸的读者，年纪由9岁到99岁，以男性读者为主。这是台湾远流出版社抽样调查所得。

金庸读者最初主要是小市民，他的几部畅销小说如《射鵰英雄传》、《神鵰侠侣》均在以小市民为对象的报纸刊载，《射鵰》在当年香港《商报》登载（该报读者以工厂工人、小白领为主），《神鵰》在金庸创办的《明报》刊载，初创刊的《明报》是一张小纸，对象也是小市民。以学历计，读者大多数是中学学历甚至小学程度。但金庸读者发展到后来，读者层次不断提升，逐渐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所接受，包括专业人士、文化人，后来更包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最早公开表示对金庸作品的重视和赞赏的，在台湾有夏济安教授、香港林以亮先生及旅美华人文学评论家陈世骧等等。

金庸作品之为学人所接受，主要是金庸作品为知识分子的苦闷生活打开一条路，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的世俗小说有继承的关系。此外，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话文及中国浓厚的文化因素，也是为知识界所喜爱的。

在台湾戒严时期，台湾学人陈芳明博士认为，金庸小说为台湾知识界的想象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至于海外学人及留学生，均视金庸作品是课余最佳调剂品，可以排遣苦闷。我们所熟悉的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绍铭（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学系讲座教授）、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等等，都是金庸作品的爱好者。著名科学家杨振宁、陈省身、李政道等也自称是金庸的读者。

我于1990年到德国慕尼黑公干，赫然发现当地的华人留学生有一个金庸作品交流会的组织，并出版了油印刊物，在刊物上大谈阅读金庸作品的心得。至于台湾、大陆大学里更有不少「金学」同学会的组织，如台湾大学的「金庸研究社」等。台湾多家大学还在学生布告板设有金庸武侠小说讲座专栏。

昂然进入学术殿堂

金庸本人进入学术界殿堂，不自今天始，他于1988年便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于1994年当上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大严家炎教授撰文指出，金庸作品「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并认为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殿堂的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话文及中国浓厚的文化因素，也是为知识界所喜爱的。照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的话是「他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陈世骧曾道：金庸武侠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独见此一人。」

另一位金学专家、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研究学会会长冯其庸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近十年来，金庸作品已由原来的市井文学，堂堂正正进入了学术殿堂。北大教授陈平原，于1990年便开设了以金庸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题课。

北大钱理群教授甚至进一步指出，从雅俗文学发展脉络的角度，金庸有可能与鲁迅呈双峰并立之势。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列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排名第四，茅盾则被摒出局，大反中国大陆文坛排资论辈的常态，把被目为流行文学的武侠小说与严肃文学大师并列。

严家炎教授于1996年开始在北大开设了金庸作品的课程。至于其它大学，如深圳大学、浙江大学、广东社会科学院等等，都设立金庸作品研究室，并出版金庸研究专着。台湾国立师范学院、东海大学也设有金庸研究课程和研究专题。

在湖北出版的一本影响颇大的《通俗文学研究》，一直辟有金庸作品研究专栏，研究文章五花八门，据初步统计，海内外出版研究金庸的专书，有五、六十种，香港的明窗、台湾的远景和远流先后出版了《金学研究丛书》。目下大陆还造就了不少金庸研究专家，譬如有大陆金学第一家之称的陈墨，写了五、六本研究金庸的专着。此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点评金庸》，口碑甚好。

研究金庸 方兴未艾

1996年3月，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和理工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及香港翻译学会，联合举办了「英译武侠小说，读者反应与回响」的研讨会，论文大都是讨论金庸作品的译本。同年4月，日本创价大学颁予金庸荣誉博士时，也特别提到金庸的小说成就。金庸除了于1993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的荣誉院士之外，1996年6月获英国剑桥大学颁授院士的荣誉。1999年获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等等。

金庸武侠小说已进入国际学院研究领域了。一个「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在美国召开。1998年5月17至19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各大学的15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26位学者聚首一堂，提交了30多篇论文，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金庸小说研究推上了又一高峰。

继美国这次金庸作品研讨会之后，台湾于同年11月4日至7日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和远流出版社联合举办。这是台湾首次举办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另一次金庸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研讨会，将于2000年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大学举办。

被卷进商业大潮

大陆商海大潮也把金庸卷进去，据说浙江舟山市普陀区桃花岛花镇的地理位置与金庸《射鵰英雄传》一书中所述的桃花岛极接近，花镇政府于1994年4月趁金庸赴普陀山游览观光时，抓住他写了「碧海金沙桃花岛」，目前花镇政府已大兴土木，他们将围绕《射鵰英雄传》中描写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有关情节布置成景点，让游人领略黄药师的八卦桃花阵和桃花庄的情趣。

金庸斥资1400万建造位于西子湖畔的云松书舍，内有金庸作品、手迹陈列室，已成为杭州的新旅游景点。金庸于1994年在家乡嘉兴兴建的「金庸图书馆」落成后，便在西湖兴建云松书舍，以供他藏书、写作和与文友交往雅集之用。大有告休西湖畔之兴致。1996年秋，云松书舍落成，他又改变初衷，慨然捐出斥巨资兴建的书舍，照他的话说是书舍建得太美满了，不应由他一人独享，应公诸同好。此举颇有大侠恢宏的气度。

香港个别美食家如蔡澜等，还与香港和台湾酒楼合作，设计金庸食谱，如黄蓉、洪七公烹调的菜式等等。大规模推出金庸食谱的，是有世界十大名食店之一的香港镛记酒家，它推出的「射鵰英雄宴」颇受欢迎。

另一方面，金庸作品已向多媒体发展，已有电影、电视连续剧，还有动画、电子游戏，台湾远流出版社已开始把金庸作品输进计算机网络。坊间还流行收藏金庸作品版本，目下《金庸全集》的早期版本成为热门藏品，这种收藏热还从香港蔓延到大陆，《广州日报》在一篇《收藏金庸》的文章中指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已经不再是随看随弃的消闲解闷的闲书，而是上升到了『藏书』的档次，人们收藏它，就像收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一样。」

在世界范围，也许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

金庸的作品也许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1992年，金庸接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授勋仪式的讲话中曾表示，金庸撰写的武侠小说可能是当今中国文学作品拥有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一个，并把他与法国大仲马并列。金庸原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他自己对他的小说和本人知名度充满自信心。他八十年代因起草基本法受到民主派的批评，说他有当特区行政长官的野心，他曾公开反驳说：「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与利相信都不会差过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知道不论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远吧？」在本世纪之末，金庸在接受香港《壹周刊》记者访问时表示，1981年他到北京谒见邓小平时，邓公曾提到他的武侠小说，事实上邓小平每晚睡前都看金庸的小说，金庸自豪地说，邓小平与蒋经国晚年时的共同读物之一，是他的小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重要的一点是故事情节好，扣人心弦，读之令人废寝忘食。亦舒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金庸小说里充满流行因素，通篇都是俊男美女凄迷的爱情故事，出人意表的诡秘奇突的情节，书中好人坏人与怪人都性格分明，惹人注目。」「又不断加插稀奇古怪的学武过程，刺激读者观感，看他的小说，情绪没有片刻静止，完全被文字操纵，脑海一幕幕尽是五彩缤纷的画面，鲜明的描述加读者想象力，比看电影还要精彩，看得入迷。」

承继明清小说 精益求精

自从「五四」以来，除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写作外，中国作家写作大多运用西方手法，以一种十分欧化的语言和形式去写作，虽然这样也丰富了汉语的写作天地，但也使中国的现代小说与传统写作之间产生了断裂。金庸作品却是颇传统的，依他自己的话，他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小说描绘的世界、所写的是中国的事。林以亮认同金庸的看法，他表示，金庸的武侠小说集儒释道于一身，兼顾传统的忠孝仁义理念，再加上未曾欧化的生花妙笔，都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上面谈到金庸的文字没有「五四」以来欧化白话文的毛病，与明清的笔记文学和晚清的小说有相继承的关系，而且精益求精。阿城曾经批评「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只有「白话」而无「文」，后者指中国文言写作中的特有文采。

金庸在一次访问中曾指出，现代有些作家不注重文字，文笔公式化、写作方式欧化，缺乏中国传统文字风格。他认为中国传统文体、美的文字，一定要保留发展。「假如写小说讲故事、讲思想讲主题，而文字不美，假如中国精练独特的俊美文笔风格渐渐不为人重视了，那是很可惜。」金庸是很注重文字功夫的，他花了10年时间来修订他的15部小说。他的文字十分精练典雅。资深报人胡菊人曾表示，他最欣赏的是金庸典雅的文言白话。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中，大部份都放在一个历史架构中，除了《天龙八部》之外，如《书剑恩仇录》、《鹿鼎记》是讲反清复明，而《射鵰英雄传》和《神鵰侠侣》则是抗御金兵的。金庸对小说的历史感很重视。金庸很欣赏西方拉丁语系中，历史与故事是同一个字History，他过去曾办过《历史与武侠》，恐怕与此也有关。《鹿鼎记》有很大篇幅写康熙，具有史料价值。看来，金庸对清史是下过苦功的。

走笔至此，我想说的是，金庸是根深叶茂的大树，是扳不倒的。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沈君山在台北「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专题演讲时指出，金庸影响超越国界，对华人文化影响空前。中国以前小说登上学术殿堂，是士大夫从上而下推动，金庸小说则是群众力量促进走入学术殿堂，群众力量营建的根基是再坚实不过的，作为金庸作品的这座文学丰碑，将会在历经时间长河的洗刷刻蚀后而屹立不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