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珍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个高大俊朗的北方汉子，乍一看，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像一个篮球中锋，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称得上英俊的脸上洋溢着平和的微笑。

　从兵团到哈佛　　　　　　　　　　

樊纲1966年在北京读完小学，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后来又转到河北省围场县，在乡下呆了许多年，没事的时候他就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一些杂书。由于他没上过中学，最初的知识积累就在这个时候完成的。那时候兵团的国营农场老是亏损，大家干得越多就亏损得越厉害，走入一个怪圈。他当时很迷惑，就想从书本中寻求经济学的解释。当时兵团也搞按劳分配，渐渐地，他就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他一直坚持读书自学，除了数学在高考前狠补两个月外，其余的课程并没有感到太难。在选择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经济学。虽然当时他已在当地的县文化馆搞群众文艺，小说、散文也发表过一些，但他觉得要搞文学创作倒并不一定要念大学，中文系出来的人更多的是要搞文学理论的，他不想做文学评论家，所以他没有报中文系而填了经济学，选择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专业」的学科。

樊纲说：「我1985年读博士时去美国哈佛大学，那儿的学习和研究气氛非常好，当时我的确在回来还是留下的问题上有过犹豫，但我最终选择了回来，是有几个原因。第一，我去美国哈佛大学是访问学者的身份，要留在美国就要把身份从访问学者转成留学生身份，这个手续操作起来很麻烦；第二个原因是我也很想为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做点什么并且内心里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尽管选择时很痛苦，但最终我还是回来了。」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现在有很多留在国外的人很□慕他，说当时你怎么想得通就回来了呢，现在我们想回来却不行了。的确，有些留在国外的人处境很尴尬，想回来已没有合适的位置，留在那儿也就只能做个主流社会之外的教书匠，一个一流社会的二流公民。他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一生只做一件事

处于一个世纪之交的变革时代，青年人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樊纲认为青年人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素质是这样的，「我在一本书中提到过一个名词叫『业余的中国』。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浮躁，做事不叫『做』，叫『玩』，今天玩玩这个，明天玩玩那个，法律热门就都去考律师，会计好找工作就纷纷去学会计，日语吃香了就到处都能听到『沙由娜拉』什么的。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一切都是业余的。当然这些人也是很用功很好学的，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什么都想做的结果是什么都做不好，到头来就是一事无成。」樊纲的建议是读书的时候选择一个好的专业认认真真地学点东西，打好基础，多学点安身立命的资本，不要着急去做什么事。毕业后可以有几年的选择期，可以赏试着做几份不同的工作，看看哪个最适合自己，然后选择其一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西方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经常是大学毕业后先去社会工作几年，在摸索和实践中再确立自己今后的方向，然后再上学读研究生主功一个专业。但是这个选择过程不能太长，最好不要超过28岁。有些年轻人快到30岁了还频繁地跳槽，这山望着那山高，看起来似乎很潇洒，其实对自己的发展很不利。你必须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有别人无法取代你的地位，才会有安身立命的资本，才会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你都可以游刃有余地生活。

其实，像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大集团公司如美国的微软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就做一件产品，取得垄断和领先地位，再不断地做科研，使自己的技术一直处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从而取得超额利润。企业的发展是这样，人的发展同样如此。几十年做同样的一件事，你就能把它做好做精，你在这个专业领域就有了发言权；就有了别人无法取代和超越的地方，你也就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然后，你还有闲暇的时间去享受生活的乐趣。

下一步增长无热点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樊纲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预测是：「无热点」，但又「到处是热点」。

他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像前些年的暴利暴发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的企业利润是一种平均利润。将来的社会是一个专业化分工竞争的经济社会，它将取代以前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业余的中国」将向「专业的中国」演变。在任何领域，只要做好做精自己的产品，都有可能成为热点。

……

当问及他的家庭，他很轻描谈写地说他出身于「右派」家庭，父亲是右派，但对他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他离过婚，现在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谈及女儿，他倒很有兴味地说了一句话，「我就喜欢女孩，女儿是为自己养的，而儿子是为别人养的。」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点「经济学」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