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和总指挥戚发轫，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航天人之一，知名的空间技术专家，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后又主持过6种卫星的研制，还亲自组织了十余项卫星发射。飞船发射成功后，他向记者谈了经历和体会：

21小时没合眼 我像在高考

飞船上天飞行了，两种心情在我心里撞来撞去：一是高兴，一是特紧张，所有指挥、控制和设计系统人员几乎都没有合眼，飞船落地，心才落地，我们无愧于国家。

侵朝美军炸出我的飞机梦

1933年我出生在辽宁。抗美援朝时正上高中，那时美国的飞机在东北地区狂轰滥炸。大批的伤员运到大连，我帮助抬伤员时看着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同胞，当时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国家没有强大的空军，就没有制空权，就会被人欺侮。

1952年大学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北航的飞机系。那时我们还没有航天专业，而这个选择我终身无悔。

苏联专家撤走 尖顶技术买不来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我正好从北航毕业，我们这批年轻学生就此做起了航天梦。

那时我国的航天事业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连能发射卫星的火箭都没有，只有小型的近程导弹，计算机、电子等专业都很落后，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都很低。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防部第5研究院，先下连队学技术。本来准备结束后到苏联的一个军事航空学院学习，可我是军人，苏联不接收。

我准备脱下军装再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可学材料的、学强度的人都能去，唯独不要我，因为我是学习导弹总体设计的，人家不愿意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导弹，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

1959年中国还有苏联专家，我就跟着他们学了几个月，后来专家全部撤走了。这种经历让我明白，尖顶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发展我们的航天事业。

那时没有了苏联专家，钱学森先生亲自给我们讲导弹概论。钱老说，航天工程，不是靠几人做出来，它需要一批航天人才，要花精力培养一批航天人才出来。

所以我想，这次飞船试验能够成功，不只达到了技术上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有一批年轻人，已经担当起重任。

我一生中有许多「共和国第一次」

从1957年至1967年的10年间，我主要从事导弹与运载火箭的研制。

我的一生很幸运，在我的生命中写着许多共和国第一次。

我参与研制了中国第一支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参与了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运载火箭，参与了两弹结合（导弹核武器）。

1966年，我们开始东风四号运载火箭的研制。要发射卫星需要三级火箭，那时我们眼看航天梦就要成功，也是这个时候，组织上安排我转向研究卫星。

卫星设计原来在科学院搞，当时更多的是科研的成份，不是搞工程。那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卫星发射进入紧张的筹备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的第一颗卫星、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升空。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打上去了，入轨了，听到乐曲了……那些声音至今还在耳边。

听到东方红乐曲飘出，是我这一生最激动的时候，那一年我37岁，作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负责人，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卫星打完后，有人提出搞载人飞船，由于受当时的综合国力的限制，国家决定先发展应用卫星。从此我国的航天事业重点转向了资源、气象、通讯、返回式卫星的研制。

其后我开始搞试验通讯卫星。1984年4月8日，我们研制的第一颗试验通讯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上天，这使我国的电视覆盖率从38%提高到83%，全国都能看电视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欣喜啊，1984年的国庆大阅兵、中国女排在奥运赛场上的英姿，都是我们自己卫星转播的。

我们成功打了5个东方红二号卫星，后来还发射了东方红三号卫星，东方红三号至今还在服役。

中国人要上天

1992年1月，中国载人飞船正式立项。当时对于是搞飞船还是搞航天飞机还曾有过争议。考虑到搞航天飞机尽管可以多次使用，但投入大，效率差，回来的维修费用高，最后还是决定搞飞船。

决定出来了，各研制单位都积极争项目。经领导全面考虑后，决定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来研制载人飞船。领导安排我担任了中国飞船总设计师，当年我59岁。

我们成立了一支称职的队伍，我们有4个副总指挥，6个副总设计师，下面还有十几个主任设计师。这7年，我们不只做了几万次的试验，发射成功了飞船，更重要的是我们培养了一大批航天人才。

做航天人不是件容易事儿

做一名航天人并不是容易事，最平凡的牺牲就是常年不着家。在外搞工程，一搞就是几个月。这次我们在试验场，一呆就是4个月。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还好过，他们这些年轻人就更苦了。

当航天人离不开家庭的支持，记得我的第一个小孩出生时，爱人一个人住在办公室，第二天，单位的同事把电话打到了办公室，「你的孩子出生了」。我觉得自己对不起家里人，可是他们理解我，这也是航天事业吸引人的地方。

尽快送人上天

做科学要允许失败，虽然面对失败是件很痛苦的事。1962年在酒泉发射中心，我曾眼看自己亲手研制的东西爆炸，那种难过的感觉令人记忆终生。

记得试验失败后，有一位领导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我更是觉得无地自容。当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老院长王秉璋说，科学就有可能失败，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总结经验再干。

返回舱回来后，我们的任务更紧了，我们要加紧研究，尽快送人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