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来芝加哥多年了，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却一直不愿意找一个美国人做丈夫。有一次，表姐心血来潮要给我介绍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我并不热心。可表姐说他能操一口标准京腔，还在美国驻渖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领事。我的心动了。1993年的圣诞节，我与沃克初次见面。「你好，幸会，幸会。」英俊的沃克操着极其地道的北京腔伸出了手。在握手的一瞬，我看到他胸前挂着一块小牌子「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可是，我根本没料想到，这块小小牌子把我们以后的生活搅得天昏地暗。

沃克的幽默、热情、博学吸引了我。在一起时，他说三句话必有两句话会逗得我开怀大笑；我的娴静、温柔也深深地俘获了沃克的心。

有一天，我们走在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上，嬉闹的他突然变得满脸警惕，小声说：「我们分开走，到前面那条街的酒吧碰面。」说完，他像完全不认识我一样，大步消失在人流中。到了约定的酒吧后，我耿耿于怀地自嘲：「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一道有伤体面？」沃克微拧着眉头，严肃地低声说：「你知道吗？美国的外交官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汇报。」「有那么严重？」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在美国会有这样的制度，岂不是天方夜谭？「美国五十年代制定的外交纪律里规定，外交官不准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我瞅了他好一会儿，才确定这不是玩笑。「没有通融的办法吗？」我焦虑起来。「爱上你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辞职。我辞职，总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沃克坚定地说。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着迷于世界各种人文地理的沃克来说，牺牲他锺爱的工作，会是怎么样痛苦的割舍啊。为了沃克的前程，我强忍着痛苦说：「说不定我们并不适合结为伴侣，你先不要辞职，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吧。」

一年后的一个夜间，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别紧张，我是安全部调查员，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我的心怦怦直跳，惶恐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安全部的办公室。一个年轻的美国男子把我带到一间类似审讯室的小屋子，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令人发怵。他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由他替代与我谈话。他不断地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原来，他在摧毁我的逻辑。我看着他那张白种人特有的挂着冷漠礼貌的脸，渐渐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我的两个好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们都受到安全部的盘查，以核实我的证词。我愤怒了，拒绝跟调查员再谈一个字。沃克那边很快就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恳求地说：「为了我，求你，好吗？」转而，他又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津贴计划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后，那个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调查员再次露面了，请我去他办公室会谈。他大概四十岁左右，矮个子，有无必要都开怀地哈哈大笑，有种山东人式的豪爽，可是看他那双闪着寒光的灰眼睛，就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他用中文不厌其烦地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哪年哪月哪日做哪件事。我全副精力地一一答对。「这些问题，上次的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抗议了。「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呀。不是吗？」他摇头晃脑地说。我突然明白过来，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存心让人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回答中有没有不相符的地方，再揭开我的「真相」。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回答还算顺利。突然，他改成英语提问。我知道他想用无数个「冷不妨」来弄得我措手不及。我在母语中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英语对答后，他无缘无故地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说合作十分理想。我的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说：「有件小事还得劳你协作。我们想请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不知怎样？」这太意外了，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瞬间我想到了沃克，我沉重地点了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沃克，我答应接受测谎试验。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你以为我愿意？！我不该答应接受测试，也不该接受你的求婚，更不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

沃克周一从华盛顿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赴意大利的行期已经定了，他已向上级递了报告，申请在赴任前和我结婚。「也许调查的结果令他们满意，否则早就取消我的罗马调令了。」他喜气洋洋地跟我商量起罗马的蜜月之行来。我这段时间的痛苦和压抑一扫而空，沉浸在幸福之中。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了。我高兴地打开门，一下傻眼了：竟是那个矮个子调查员。我心里一沉，原来真的一直有人在监视我和沃克。他对我说：「你不是答应做测谎试验吗？星期四到我办公室来签字吧。」我看也不看他，就答应了。反正坏就坏到头，坏到了头，就该好了吧？

星期四我如约到了办公室，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地拿着表格走过来。我刚要接过来，他却突然一缩，郑重地说：「我希望不带任何强迫性。」

到了这种份上，还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虚伪了吧。我无表情地咧了咧嘴，接过了表格，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都是什么人？骗子？抢劫犯？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但我还是像一切罪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沃克气急败坏地打电话来说，今天下午一点半，他被通知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去罗马的委任令自然也撤销了。而且，刚才安全部来人收回了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挂的那块小牌子。我突然意识到，下午在我接受测谎试验时，沃克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决定了。就是说，安全部向我强调接受测试是我自愿的时候，早就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很久很久。

1997年的秋天，我和沃克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在一家有名的电脑公司工作，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日子是宁静而明朗的。但不时，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吗？我真的身后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