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该治谁的罪

文／王进

　　「性贿赂」正成为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动向，「权色交易」已发展到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近日，南京一位法学研究生呼吁立法制裁越演越烈的「性贿赂」的论文，在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法学专家争议激烈，各持一说，而接受采访的普通百姓多数表示：「该治。」

比用金钱贿赂为害更大受害人更多
百姓赞成制裁「性贿赂」

　　到目前为止，关于要不要给「性贿赂」定罪的争议，还仅限于法学专家。与专家各持一说不同的是，普通百姓大多赞成给「性贿赂」定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百姓几乎都脱口而出说：「该治。」记者采访的酒店经理、酒楼老板、公司员工、医院大夫、歌厅服务员以及律师、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政府官员、史学学者等人中，大多认为「性贿赂」危害大，违反道德伦理观念，应该治罪，对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更应多一些限制。

　　与专家们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普通百姓正是认为「性贿赂」有违传统道德，所以应该治罪。

　　一位在酒店工作的女士说，「性贿赂」有违传统道德，危害家庭和社会，不定罪社会公德就没有标准了；一位司机说，这种行为比用金钱贿赂更厉害，更普遍，受害的人更多，违反道德伦理观念；一位高级警官认为，给「性贿赂」定罪完全成立，特别是对于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更成立。

　　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12月15日表态说，「性贿赂」同样属于犯罪，未来修改法律时，应考虑将「性贿赂」罪纳入刑法。

涉及妇女该被治罪吗？
多数人认为，应主「治」行贿人和受贿人，涉及妇女应区别对待

　　贿赂罪里，被治罪的是行贿和受贿人，肯定不会给「钱」治罪。如果「性贿赂」被定罪，那么其中涉及到的妇女该不该被治罪，又如何治罪呢？这是给「性贿赂」定罪的一个难点。

　　一位对给「性贿赂」定罪持否定看法的检察官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妇女的歧视，等于事实上把妇女当成了商品。一位法官也说，给「性贿赂」定罪处罚谁？行贿受贿的人该处罚，其中的妇女算不算？这可能导致犯罪主体的变化。

　　一位年轻的女大夫这样说，给「性贿赂」定罪主要是治行贿人和受贿人。对案件中涉及的妇女应区别对待。如果妇女从中得到好处，或主动出卖自己的身体行贿，应该治罪；如果这个妇女是被人利用，就不该处罚，或用别的法律手段制裁。一位政府官员也赞成这一意见。他补充说，对案件中被人利用但得到好处的妇女也应制裁。

　　一位历史学博士也说，给「性贿赂」定罪目的是要判行贿者和受贿者，不是判妇女。因为妇女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但行贿人如果是妇女本人，也要制裁。

　　那位在酒店工作的女士说，制裁「性贿赂」案中涉及的妇女，并不等于歧视妇女，因为男人也有从事色情行业者。

法学专家各持一说
反方：取证难，量刑难
正方：有困难就可以不规定？

　　媒体报道称，金卫东观点一经披露，再次引起法学界的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高铭暄教授认为，「立法制裁『性贿赂』，非其时。」他说，在国人的观念中，「性贿赂」虽是权色交易，归根结底是男女关系道德品质问题，不能上升到法律问题。一旦立法制裁，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

　　北京大学刑法学陈兴良教授表示，该罪名进入《刑法》还有待论证。一是取证方面有难度。很难对卖淫、不正当的性行为及以换取权力为目的的「性贿赂」加以界定和区分；二是量刑上该罪很难找到一个尺度。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国祥教授说，从立法趋势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认为，现行《刑法》规定贿赂只能是财物，狭窄了些。至于如何认定，是操作上的问题。难道「性贿赂」因为证据难找就可以不规定？财物贿赂也常常是「一对一」，往往不留现场，《刑法》照样规定惩治。

　　另据有关人士介绍，中国《唐律》、《清律》中都有「性贿赂」的概念出现。1915年日本一法院曾判定，异性间的性交也可能成为贿赂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欧洲、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刑法典也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

权色交易：职务犯罪新动向
这是再次引发此次争议的大环境

　　据报道，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被查处官员百分之百包养「二奶」。某省一领导接受某女「性贿赂」后，答应委任她担任该省驻港办事处领导之职，该女之弟又迫使该领导多次为其走私犯罪大开绿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性贿赂」案例。 法律界人士认为，权色交易有蔓延扩大的趋势，与「性贿赂」有关的案件逐年上升，「性贿赂」正成为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动向。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武延平教授分析说，「性贿赂」大量出现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有关。过去金钱对人们诱惑很大，是因为谁都没钱。现在，不是巨额的经济利益，已经不可能使一些官员动心。这时，「性贿赂」就显出威力来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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