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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5日上午10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保健办公室负责人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邓小平身边做专职医疗保健工作，并说次日就把我送过去。听到组织的这个决定，我又惊又喜。 我给邓小平担任保健医生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了。让我惊奇的是，尽管他年事已高，又历经坎坷，但仍红光满面，精力充沛，身体非常健康。 邓小平从不吃补品，惟一算作「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我在他身边工作3年，竟从来没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 每天早晨8点，邓小平一般就会醒来，按响电铃，值班护士进去给他测量血压。洗漱后，就在书房兼办公室里喝杯牛奶，吃根油条。接着就是一边喝浓茶一边批阅文件。他杯子里的茶叶放得很多，待全部泡开，要占杯子的三分之二。他喜欢喝四川、安徽出产的青茶，有时也喝西湖龙井茶。邓小平的办事效率很高，一般在10点钟左右就会将秘书们送来的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完毕。之后，如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便乘车外出；没有，就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打打桥牌，活泼活跃脑子。 首长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点8点半，午饭12点，晚饭6点半，几十年不变。他吃饭从不挑东拣西，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菜肴：回锅肉、扣肉、粉蒸肉、大肥肉等，还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腌胡萝卜丝等。他家有个规矩－－不浪费，剩菜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就是□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邓小平曾风趣地说：汤最有营养。不会吃剩饭的是瓜娃子（四川方言，傻瓜之意）。 首长健康的身体得益于运动。每天上午，只要不外出，他总要抽出时间，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10多分钟。雪雨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首长散步的习惯是在1959年养成的，那时他的腿骨折，为了恢复腿的功能开始锻练。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散步，从不间断。他对待散步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不拖泥带水。他家的院子最大外缘约140米，首长每天固定走18圈。他散步时目不斜视，步履坚定，沉默无语，不用别人提醒。绝对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他还爱好游泳，且从不到人造的游泳池里游，而是爱在大海里畅游。他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天再冷，浪再大，他仍乐此不疲。甚至下大雨，他也要下海去游，而且一游就要一个多小时。每次游泳，岸上都有人专门掌握时间，时间一到，便摇小红旗通知「撤退」。有一次，游到中途下起了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催大家上岸。邓小平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便坚持游下去。 年轻的时候，首长为了锻练身体和意志，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年龄大了后，不能洗冷水浴，他就洗热水澡。在家也好，外出视察也好，习惯于星期六午休后洗一个热水澡。我们常常在他的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浆，这样做，对老年人乾燥的皮肤能起到较好的养护作用。 邓小平还是一个球迷，他对足球情有独锺，他对自己因年老不能亲自踢足球而感到遗憾。 早年，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特别喜欢足球，情愿挨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文革」后，他第三次复出，首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他步入老年以后，对足球的兴致仍不减当年，每逢电视中有重要的足球赛事，他都要观看，对于一些特别的比赛场次，他还要求临时调整一下生活安排，甚至暂时停下一些活动，集中精力观看比赛。 抽烟，是邓小平多年来不曾改变的嗜好。我作为保健医生，当然知道抽烟有害无益，但具体问题应具体对待。像他这样有着多年烟龄的「老枪」，如果一下子戒了，反而会引起肌体平衡失调，危害更大。况且他当时在抽烟问题上已经做了最大克制。平时在家办公基本上不抽烟，会见外宾或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烟。有时，我见他一边跟外宾谈话，一边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在手里转来转去欲吸又止，最后还是又放下了。后来，首长彻底戒了烟，时间是1989年退休后。 据我观察，首长保持健康的秘诀主要有三：一是生活很有规律，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配得很合理，饮食上不暴饮暴食。二是心态平和，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情绪从不受外界干扰。三是富有天真心，并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乐趣多多。 人们常说隔代亲，首长也不例外。每天上午10点左右，他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一边舒展筋骨，一边走到「老祖」（夏伯根老太太，邓小平的继母）的房间，看看住在那里的小外孙女羊羊（邓榕的女儿，当时只有两岁多），与羊羊说上几句话，问吃问喝，并拉着她的小手逗玩一会儿，乐趣融融。 邓小平的家是四世同堂，上有「老祖」，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照民间的说法，真可谓儿孙满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饭，是一大家人相聚最齐的时候。10多个人，分坐两桌，子女们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很有一些「信息交流中心」的味道。大家七嘴八舌，但首长却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民主融洽的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邓小平胸襟开阔，对死看得很坦然，无论出现怎样的意外情况，他都遇事不惊、泰然处之，表现出很强的心理素质与天才智慧。 1982年春节过后，我们随邓小平从广州乘专列回北京。一天上午，他在专列的会客厅中聚精会神地看书，我则坐在一旁随意地翻阅画册，当专列经过武汉长江大桥中段时，突然发出一声剧烈的撞击声，我条件反射似地跳起来，迅速冲过去保护邓小平。我见他身后左上方相距不到1米远的一块玻璃被砸了个大洞，幸亏车窗是双层玻璃，里面的一层没有破。警卫处长张宝忠和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而邓小平却处惊不乱，只是抬头向身后瞟了一眼，又没事似地继续看书。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对此事作了认真调查，发现仅仅是一次意外。 邓小平是举世瞩目的著名人物，他的身体状况特别受到公众的关注。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经常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媒体谎报首长的身体状况的报道。有一年夏季，我们在北戴河避暑。一天下午，警卫处长张宝忠拿来一张报纸给邓小平，上面刊登着外国记者捏造的「邓小平遇刺，被贴身保镖护救，保镖已身亡」的消息，而张宝忠就是这条消息中所说的「保镖」。邓小平看后微微一笑，不屑一顾，什么也没有说。
当时，我不知道邓小平在想什么。几年以后邓小平才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我还注意到，七八年后邓小平会见客人时，曾谈起过新闻媒体又有两次谣传：一次是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时提到：「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一次是1990年5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及老朋友穆巴拉克总统时提到：「前两三天香港报纸说我已经不在了，我很高兴你见到的是一个活人。」 许多回忆领袖的文章都爱用「通宵达旦、日理万机」等词语来形容领袖们的工作状态。我却发现邓小平是个非常注意工作效率，也特别善于处理工作与休息关系的伟人。 邓小平曾对外国朋友说过：「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工作。」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问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他伸出两个手指头：「两小时」。华莱士听后，颇为吃惊。作为他的保健医生，我计算过，如果扣除会见外宾、开会及外出视察，他每天8点至10点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也就两个小时左右。 然而，他的工作时间远远不只坐在办公桌前这部分。据统计，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3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宾187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7次，参加各种重要会议61次、追悼会7次，与中央负责人谈话、会见党外朋友21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5次。还有10次离京到全国23个城市视察，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事务，比如在北京市区参加植树活动，等等。如果把这些工作量加在一起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数字，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据我观察，首长在会见外宾前一般不看什么资料，有时甚至还看点《聊斋》或武侠小说什么的。每次会见，大都安排在上午10点以后。时间一到，工作人员进门提醒一下，他就放下手中的书报，换上衣服梳梳头，便驱车前往会见地点。有时提前一个小时，去北京饭店理理发，吹吹风，再见客人。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总会准时出现在会客厅。 1983年2月，我作为保健医生，随邓小平到江、浙、沪视察。在杭州视察时，正值春节。14日下午，当地领导安排首长去参观岳王庙。 来到石碑廊，廊里陈列着岳飞的诗词与奏札手书刻石。在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碑前，邓小平笑着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呢！」说毕就吟了起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知不觉中，大家来到阶下4个奸贼的跪像前，小平把外孙蒙蒙、外孙女绵绵拉到身边，给他们讲述秦桧卖国和陷害忠良的历史故事，并用手指着4个奸臣的像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接着，他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继续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并语重心长地对外孙、外孙女说：你们长大后，要像岳飞一样报效祖国。不能做秦桧，秦桧遗臭万年。首长平易质朴的话语，是说给他的后代的，也是说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和游客的。首长那天兴致勃勃游得很开心。 邓小平外出视察、休假的时间，通常都安排在孙子孙女们的寒暑假。这样，他既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又可以享受温馨的天伦之乐。 原载《乡音》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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