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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建锋
部委财务违规违纪为何屡禁不止？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指出，问题丛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失衡，监督不力。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依例作了对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审计情况的报告。 这是近年来连续投向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中少数违法乱纪者的第三枚重磅炮弹。 三个审计报告，三次触目惊心 记者清楚地记得1999年6月26日上午李金华受朱镕基总理的委托，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相应报告时的情景：会场里极其严肃，伴随着李金华审计长宣读报告语声的，是常委委员们止不住的嗟叹声──来自中央一些部门尤其是财政部、水利部的严重违法行为使人震惊，涉案金额动辄以千万元、亿元计。 据记者了解，这次报告得到了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朱总理胸襟宽阔，亲自指示要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这次前所未有「自曝家丑」的行为，也得到了新闻界的积极支持，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对此纷纷报道，形成了全国上下对于国家最重要经济活动中一些中央和地方省部级单位财政上严重违法行为的声讨。 记者同样清楚地记得2000年7月6日上午李金华审计长作报告时的情景。当天上午，在走进入民大会堂里改建完成不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时，记者本人希望听到，经过一次全面声讨和中央整顿之后，各部委在执行中央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时，严重违法行为会大大减少。但是事实证明，不仅仅审计署新审计的一些单位问题严重，一些接受再次审计的单位又在出现新的严重的问题，所涉金额依然十分巨大，朱总理对此依例予以曝光。 只是相比起上一次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在讨论时，不仅仅表达了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愤怒，也不仅仅是要求予以严肃处理，更开始反思对于上一年查处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力，如何进一步防止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三年来，三次审计，三个报告，连续造成了三发重磅炮弹轰击的效果。对于中央各部委的工作人员来说，应该是带来了足够的警醒了。但是反思一下，为什么问题会连续不断地出？难道仅仅是平常提醒的不够、警钟敲得不够多吗？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违法事实远远超出人们想象 先从1999年披露的情况说起。 1999年，李金华披露，财政部没有及时批复1998年的中央预算，有的部门预算甚至直至当年第四季度才批复，使国家财政资金不能及时发挥使用效益，有2.68亿元的应缴财政收入没有清缴入库，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办公司、修建楼台馆所；未按规定编制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决算，并且少徵中央非税收入23.65亿元。查出国税系统违法违规资金47.70亿元，其中造成中央少收税收收入17.91亿元。存在着诸如越权批准减免税、少徵漏徵税款、徵收过头税、违规多提代徵代扣手续费。有的国税局大肆虚开增值税发票。海关系统则擅自降低税率、违规批准减免税、保税货物不严格监管，涉及违法违规资金16.6亿元，其中造成少徵收入6.14亿元。国家计委收取的中央外汇有偿使用收入和存款利息9.11亿元没有按规定上缴中央，而是挪用1.59亿元搞贷款和投资。审计查出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违法违规将国家资金164.05亿元任意滞留、挤占挪用。 1999年审计署披露的违法乱纪最严重的中央部门是水利部，水利部弄虚作假，乱拉资金建楼堂馆所，私设「小金库」，大量挤占挪用水利等专项资金。一时在全国引起轰动。 2000年7月，李金华又披露了新的问题。 审计署发现财政部未及时清理收回以前年度多拨的亏损补贴2.31亿元，国税部门尤其是地方国税部门随意执法、有税不徵、少报欠税、违规减免税等，查出违反税收法规资金93.7亿元。审计国务院55个部门和直属单位，又查出18个部门应缴未缴预算收入17亿多元，36个部门挪用财政资金21亿多元用于建楼堂馆所、行政经费开支和借给外单位使用，20个部门滞留财政资金56亿多元，还有5个部门在机构改革后仍向下属单位摊派收取资金4564万元。 2001年是第三年了，也许随着前两年审计部门的严格执法，很早就发生的却隐藏着重大违法违规事件大多数已经被曝光了，所以6月28日李金华说，审计发现，中央预算执行中的重大违法和严重违纪问题明显减少，违纪金额大幅度下降。但是关注一下他所披露的具体情况，便会发现，审计署事实上还是发现了一些新近发生的问题。 审计12个省级国税部门，查出违法违规金额84亿元，主要问题是：一些基层税务部门会计核算不实，隐瞒税源，少反映企业欠税30.6亿元；违规批准缓徵税款34.2亿元；少徵、漏徵税款9.9亿元；为完成税收任务预徵或虚徵税款3.6亿元；混淆预算收入级次等5.7亿元。审计10个直属海关，查出违法违纪金额9.11亿元，其中影响国家税收收入4.54亿元，主要是应徵未徵、违规减免以及疏于监管造成税款流失等问题。如海口海关在处理9家保税仓擅自提走保税货物的案件时，未严格按税法办案，造成税款流失。渖阳海关批准5户外商投资企业免税进口施工机械，由于疏于监管，进口设备下落不明，涉嫌走私，偷逃税款4091万元。 审计中国人民银行预算执行情况，李金华说，审计人民银行总行及部分分支机构财务收支情况，查出违法违纪金额6.77亿元，主要问题是：隐瞒少计收入1.67亿元，支出列报不实1.86亿元，转移收入等形成账外资产2.48亿元，以及下属机构违规经营、私分国家资金等。人行原太原市分行未经批准，1992年擅自兴建太原市证券交易综合大楼，累计拖欠贷款和拆借资金本息8468万元，将造成损失3000多万元。人行□西省分行1998年在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过程中，私分国家、集体资金968万元。人行济南分行平度支行将收取的投资分红款等611万元存放于账外，主要用于职工奖励、福利和招待等支出，此外，还对中央国库8个省级分库办理预算资金收纳拨付情况进行了审计，查出违反国库管理制度金额12.79亿元。 审计国务院其他63个部门和单位预算执行情况，查出违法违纪全额56.22亿元。主要问题是：15个部门擅自调整支出预算41.93亿元；34个部门隐瞒收入、转移资金6.48亿元；39个部门挪用财政资金5.16亿元；24个部门应缴未缴收入2.65亿元。 审计还发现，仍有少数部门缺乏内部制约机制，财务管理混乱，私分公款、贪污挪用等问题比较严重。如某卫生检疫局、动植物检疫局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在「三检合一」机构改革期间，巧立30多种名目，滥发钱物达4677万元。国务院已责成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上述问题作了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某部所属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违规将教师奖励基金3500万元借给5户私营企业，目前大都难以收回，面临损失的风险。该基金会专职副秘书长先后挪用该部募集的抗洪救灾款和教师奖励基金，其中1400万元未能追回；该副秘书长还在证券公司开设个人股票账户，存入171万元用于炒股，后被全部转走，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国家经贸委装备司负责人擅自改变资金投向，通知中科院将科技三项费用1660万元，分别拨给9个非预算项目单位。经查，拨给北京鑫志德科技公司（私营企业）的80万元，已被个人提取现金和转走53万元，其余用于私人购买轿车等，有关人员涉嫌贪污挪用，已被立案查处。 记得1999年6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分组审议审计报告时，全国人大常委、南京大学校民蒋树声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违纪事件中，手段之恶劣、数目之巨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力……」 而水利部的老部长、全国人大农工委副主任委员杨振怀听说了发生在水利部的事情，更是痛心。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当年的水利部的优良传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水利部多少年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呢？ 朱总理为反腐败撑腰鼓气 说这三年来的审计报告是三发重磅炮弹，是在朱总理的指引下向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分布最为广泛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势力开的火，并不为过。 1999年的审计工作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最为详尽具体、揭露出最多问题的审计报告。记者记得当年常委们对于李金华的审计报告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的一位同志便对我说：「这样的掌声，近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是少有的……」 1999年的审计报告更是首次向新闻界全面放开的报告，除了少数重大案件正在查处中、不宜过早公开外，报告尽可能多地通过新闻界向全社会公开。 据了解，1999年通过新闻界公开这一报告，曾任江西省省委书记的全国人大常委万绍芬告诉记者，是朱总理亲自指示了的。2000年和2001年依旧通过新闻界向全社会公开，这表明了朱总理等中央领导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的决心。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媒体报道后，在阅评时对于走在报道一线的《中国经济时报》进行了表扬，认为该报的连续深入报道值得大力提倡，对于腐败行为应该不遗余力地进行揭露和批判。 这些都表明了中央对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机关中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的除恶务尽、欢迎监督的胸怀。 三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们对于中央尤其是国务院领导自曝家丑、主动接受监督的做法纷纷表示赞赏。沈辛荪委员说，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几乎存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而且手段日趋隐蔽、金额触目惊心，性质十分恶劣。审计工作抓出了成果，揭露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从中也看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勇气和决心。 行政权力有待进一步监督制约 姜春云副委员长指出，审计出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滥用、使用不当；二是管理漏洞很大。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指出，问题丛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失衡，监督不力。 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姚振炎对记者分析说，从监督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既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权力机关的监督，也有系统内的内部监督（对于国务院而言是审计机关等），又有党内监督（党的纪检监察机关）；有来自司法系统的监督，更有来自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应该说我们是不缺少监督的形式和手段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监督真正地发挥作用。 在1999年6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委员们提出加强对于国家预算工作的审查监督力度，提出要尽快建立全国人大对于国务院各部门预算执行审查监督的制度建设。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国人大财经委为基础，新成立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郭振乾任预算工委主任委员。据记者了解，郭振乾在任审计署审计长期间，也曾查出严重的问题，只是当时没有向全社会公布。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加强预算工作监督的决定和加强对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全国人大在切实履行自己监督职责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据记者了解，走加强监督的路是需要付出时间的。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报告中就提出，要细化预算，国务院各部门应该编制详尽的部门预算，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在不久后的预算和经济工作的两个监督决定里，也提出了要细化预算。但是，直至2001年，这一要求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还只有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试编部门预算。而据李金华审计长说，这几个部门也存在着收入不实、虚列支出、少报结余、少汇漏汇下属二级单位决算报表、预算科目使用不准确、资产负债列报不完整等决算不实的问题，涉及资金为20亿元。看来，还需要加强对国务院各部门的经常性的监督。 而关于社会舆论的监督，有的委员指出，国家的各项工作，国务院乃至全国人大的工作都需要进一步增加透明度，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搞好监督工作。 除了加强监督，对于执政党来说，十分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党中央目前要充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在吸收党员问题上不能求量不求质，现在许多问题的发生是由于一些将党作为进升之阶的钻营分子混进来的结果，他们或者贪求地位、或者贪图金钱的享受，成为生长在党的肌体上的蛀虫。 记得1999年6月26日下午，记者乘坐国防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黄玉章中将的专车顺道回家时，曾与这位老革命讨论过这一问题，黄玉章中将对记者说，他曾经在几年前的一次检查中对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提出，在组织工作中要注意重视思想道德的作用。他对记者说，有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抓法制、轻德育的倾向，事实上，市场经济不应该仅仅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信用经济。 诚哉斯言！ 摘自《新财经》2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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