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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入博鳌 文/ 杨瑞春 龙永图为中国加入世贸谈判征战了15年，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后来者不可多得的"财富"。 今年年初，年届60岁的龙永图为自己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就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帮助亚洲国家走进世贸大门正是他目前的职责。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而这一目标的完成，在龙永图看来，还远远看不到边界。6月初，龙永图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记者：再过几天就是您60岁的生日，博鳌论坛今年的年会因为SARS的原因被迫推迟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您是不是会有点沮丧？ 龙永图：沮丧倒谈不上。去年年会因为组织问题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为了挽回这些负面影响，我确实想做出更大的努力，想把会开好。但是我这个人从来都把事情看成两面，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已经邀请了近十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参加，请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知名人士，年会推迟，等于一切都要重新来做，从这个角度是有点失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筹备，可以筹备得更好。 记者：您一直备受赞扬，但是在SARS这个问题上，您却被香港媒体批评，因为您3月底批评他们报道SARS不够中肯。 龙永图：我认为香港媒体对我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我当时并没有说不需要报告疫情，而是希望不要过分炒作。我当时对香港媒体讲，你们的报道能不能平衡一点，既报道SARS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又报道SARS是可以治疗的，也就是说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过分炒作造成心理上的恐慌是很危险的，不仅造成社会混乱而且造成经济持续混乱。我当时想提出的是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媒体在报道时不应该把人家的观点歪曲以后，再去批评被歪曲的观点。 记者：在那之后您好像很快把精力转到了"SARS与亚洲经济研讨会"上面，那是那一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个研讨会？ 龙永图：4月底我会见了两个西方大媒体首席代表，当时他们给我的信息非常悲观，认为SARS对政府的形象、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恢复的。当时我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后来在研讨会上说的"一个铜板的两面"这个说法。我后来又研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各大银行的分析，发现他们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他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用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方式来判断，得出SARS对中国经济影响不是很大的结论。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光我龙永图一人说是不够的，需要一些比较中性的国际组织和摩根士丹利、高盛这样有着扎实研究基础的金融机构出来讲话，所以就想做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我们既请了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样比较权威的机构，又请了国际最重要的投资银行的专家、跨国公司的代表、主流媒体，包括发表批评意见的媒体来发表意见，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比较活跃的过程。 从我那次和这两个媒体谈话到研讨会开幕一共才两个星期时间。 记者：你们的效率确实很高，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一种快速反应机制在博鳌论坛是不是一种常规机制？ 龙永图：很多人以为我们博鳌亚洲论坛就是每年的一个年会，当然这是我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但是博鳌亚洲论坛既要注意亚洲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也应该对亚洲经济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反应，这样更能让人感到博鳌论坛是一个有活力的组织，而不是一个一年组织一次大会的清谈机构。 记者：您从1月份辞去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就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到现在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您对新角色感到满意吗？ 龙永图：应该说还是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比较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对我来讲是一个既生疏又熟悉的工作，生疏是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一工作，熟悉是因为我从1976年底到1986年一直在联合国工作，熟悉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对您来说，博鳌论坛的工作和世贸谈判是否可以看成是一个进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在全球化趋势下谋求中国经济的最大利益？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是亚洲国家的国际组织，准确地说，博鳌亚洲论坛是在谋求亚洲整体利益的情况下谋求各个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最大经济利益。 记者：但从政府高官到国际民间组织的秘书长，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规的选择，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价值判断里，也许前者更有诱惑力。 龙永图：我只能说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并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在许多西方国家，今天是大学教授，明天就可能是部长；今天是总统，明天可能成为学者，这是很正常的。 我到博鳌亚洲论坛工作，是由政府推荐，理事会通过决定的。我也很乐于接受，从我个人的背景和经历来讲也比较适合做这个事情，很容易进行角色的转换。 记者：世贸谈判您用了15年时间，您期待能在博鳌论坛上看到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实现吗？ 龙永图：我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比较长的进程，到底能够多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各个国家的意愿，再者就是取决于整个市场力量--如果整个市场的压力很大，不搞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就要吃大亏，那么这个进程就会快一点。 总之，不可能指望在一夜之间成立亚洲经济共同体，近期目标还是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我觉得先搞"10+3"--也就是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扩大到其他国家去，水到渠成比较好。能不能在任内完成这个目标我倒不过多注意，因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是5年一个任期，允许连任，从现在年龄看我最多干两任，也就是10年，之后我希望让更加年轻的人来管。所以我并不想在任内能够走多远这个问题，而只是想加快这样一个进程。 记者：做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您觉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呢？ 龙永图：这个工作需要非常好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我需要和理事会进行沟通，我们还要和一些大的公司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因为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的重要的载体就是跨国公司，他们是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政府不过是适应这样一个需求。 记者：您不是一个传统的官员形象，您好像并不太多隐藏自己的情绪。 龙永图：我一直很直率，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对领导、对同级、还是对下属，我从不隐瞒观点，因为很多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先说出来。有时候，一个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都看到了，但你第一个说出来就要承担一定风险。但是我觉得承担一点风险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不像"文革"或者是以前的某些时候，讲出一些观点就会产生多大的后果。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义无反顾。说实话，我对头上的乌纱帽是看得很轻的，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强调要做事，不要做官，我觉得真正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克服官本位的思想，为社会、为人民做事情并不是非要做官才能做到，我们国家发展得很快，我想观念也会很快发生变化。 记者：SARS对中国官员的意志和观念都是一个挑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龙永图：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有个很重要的启示：一是要充分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因为在今天这个信息社会，老百姓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得到信息，有的信息是准确的，有的信息是不准确的。政府及时发布科学、准确的信息来引导舆论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稳定有很大意义。举一反三，如果我们用发布疫情的精神来发布经济信息的话，我们在经济方面的指导作用就会更强，对整个经济的服务就会做得更好，老百姓会更加注重政府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过去我们是靠指令、计划来指导经济，现在应该靠准确的信息来指导经济。发布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经济信息的时候，比如股市信息，有隐报瞒报的事情，也应该采取很严厉的措施。我觉得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SARS给大家的启示就是对于政府职能的一个重新考虑，政府应当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健康这样的公共产品上面。也就是对于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重点干什么应该有更多思考。 记者：您前两天在网上聊天时说过一件事，说您小的时候刚刚学会游泳，就游到了家乡小河最深的地方，当时是拼了命地终于游了过去。这件事情对您的影响很大，看来您做事情的风格是一以贯之？ 龙永图：噢，那个时候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当时对游泳似会非会，却一下子从浅水区游到深水区，如果不游过去就有灭顶之灾。当时我讲话的背景是，为什么人会对家乡有那么深的感情，是因为人生的很多第一次经历就是在家乡得到的，我的第一次生死搏斗就是在这个小河沟里得到的，我拼命挣扎，总算是闯过来了。 记者：总算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贸谈判首席代表（笑）…… 龙永图：我觉得一个目标一旦设定就要努力去做，但是还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否则一意孤行就是蛮干了。 记者：很多人对您的名字有一个解释，龙代表中国，永图就是永远奋进，您同意这个解释吗？ 龙永图：名字都是父母亲给的，当然他们是希望我不要满足，永远都要有新的目标。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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