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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死北大 文/阿忆 我们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点漠视便可以瓦解他的生命。 矮墙边递来的花朵 上中学时，我们常去北大玩耍。有一次，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看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在努力地冲我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著有鸿篇巨制的朱光潜，身高却只有150厘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没有完成的夙愿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该是多么厌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患了咽癌。她竟用鼻音发声的方式，为刻薄的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寒冷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被窝，去教室上课。那一天，能容纳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坐着7名学生。屈教授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 北大三大诗人 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骆一禾分到《十月》杂志社，查海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骆一禾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来，中文系有一个叫"张芙"的女孩做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芙，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1989年5月，我终于在天安门广场见到骆一禾。我没想到的是，我见他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骆一禾由于脑溢血突发，瘫倒在张芙怀里。骆一禾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1个月，衰竭而死，年仅26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岁月里，他的诗一直被人传诵着，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经。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宿舍。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凭直觉说，此时的查海生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撒手人寰。 查海生就是海子。 他会一直活着 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储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中、楼道间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就连那么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蚊帐。 他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一样，很是知名。 后来，我常在校园传抄的诗集中看到"戈麦"的名字。戈麦的诗，写得很多，意象当然先进，但坦率地说，没有一首我喜欢。我只是十分钦佩那些不断写诗的人。 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储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而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我辞掉公职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常回北大坐坐。有一次正在喝茶，储福军闻声进来，高声通报一位同学病故，由他召集追悼会。这个时候，储福军也已毕业，但和许多北大学子一样，喜欢时常回校看看。一年后，我在另一间宿舍喝茶，储福军又闯了进来，高声报告另一位同学在成都与歹徒搏斗，遇刺身亡。他要召集大家，再开一次追悼会。 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写《青春的敌人》，我们班的诗人王清平打来电话，说戈麦投水自尽了，问我参加不参加追悼会。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 如果我不亲眼见到他进火葬场，感觉上，他会一直活着。 惟一没有买车的人 北大经济学院在我上学时，只是经济系。当时的经济管理专业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活跃分子，名叫"葛维列"。 我和他认识，是在校团委。毕业后，我自告奋勇，去了经济前线，在残疾人占54%的北京三露厂当厂长助理；他却四平八稳，留在社团部，当了专职部长。 90年代一过，我决计离开商海，回到文化圈儿施展拳脚，葛维列却恰好离开团委，去美国读MBA，回国后投入商潮，创办了"中帝公司"。 我们再次会合是因为我在北京电台主持《京华人物访谈》直播，急需访谈对象，而葛维列恰好因为把美国硅谷一种高妙的股市仿真培训模式原封不动挪到中国，一下子成了各报头版的新闻人物。 直播结束后，葛维列请客，大家议论纷纷，涉及北京电台下午4点到6点的时间为什么空着没节目，而这个时段，正是股市收盘的当儿。葛维列决定投巨资，开发这个空白时段，于是有了今天京津股民每日必听的《今日财经》。 90年代过后，北大团委的主要官员大多辞职经商，而且很快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巨商。我在《人生热线》时，曾专门为他们做了一星期的热线特别直播，即《儒商夜谈》，葛维列是所谓"北大儒商"中重要一例。 《读者》杂志转摘了这篇文章，要我给每位儒商的讲话起个题目。我给葛维列的那篇采访起名为《怀揣梦想》。 但实际上，此时的葛维列，已负债6000万，中华帝国公司被迫放弃《今日财经》的经营权。 1996年深冬，甘肃把《读者》杂志寄到专家公寓，正当我重看葛维列的《怀揣梦想》时，同学惶惶地打来电话，告知葛维列已在北京官园宾馆吞吃安眠药自杀。 我相信，在所有北大出来的巨富中，葛维列头脑中涉及奢华的意识最少，他的全部想法只是干成几桩大事，他是这些人里惟一一位没有购买私人汽车的人。 这个时代少有的女孩子 过去，从学五食堂北侧向西，有一条通向货运场的小路。每年新生入学，行李就从这条小路，用三轮车，拉到本科生宿舍。奇怪的是，我入学那年，没有接站老生。于是，我就像老生一样，在一连几天的细雨中，一趟一趟为同班新生拉着行李。新生们总是远远跟着，只有一个胖女孩，在车后奋力助推。她就是我们班的舒春儿。 老实说，这个班让我失望透了。大家都很沉闷，毫无集体意识。能让我喜欢的只有少数几个，舒春儿就是其中一位。 几天后，我拿着自己的相机和胶卷，带着大家去西校门拍入学照。大家依然三三两两，彼此离得很远。舒春儿跑到我身边问："你是不是很伤心？没有关系，让我来改造他们！"说完，扭搭扭搭地跑远了。 四年级时，我们班的确成了彼此温暖的集体。不夸张地说，舒春儿功不可没。 舒春儿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那种女孩子。她不大专心学业，倒十分精于烹饪，做菜又香又快。我们班53个兄弟姐妹，都吃过她的佳肴。后来，她与物理系高年级学生谈恋爱，毕业后就势嫁给了他。他被我们班男生戏称为"舒妹夫"。 90年代过后，舒妹夫跳入商海，加盟Price Water-house，为美国经理提包，尔后步步提升。日子因为富裕开始颠沛流离。先是舒妹夫赴香港长训，舒春儿在北京守身。后是舒妹夫调往新加坡，接舒春儿同住，双双换了绿卡。 但仅仅1年，舒春儿郁郁寡欢、充满心事地只身回到北京。 像从前一样，她盼望的还是同学们能时常聚会。不同的是，她的这种爱好比以前更加炽热。好像好多话都窝在心里，希望通过同学亲情来冲淡它。遗憾的是，老同学们都已过了30岁，正是事业上拼命的季节，没人抽得出时间来陪她。 石景山有个拜佛的好去处。舒春儿便强烈要求我载着他们同去。除了朝泥尊土偶行跪拜大礼之外，舒春儿还花了重金，请守佛人指点，主要是点拨家庭秘笈。出来时，舒春儿沉默不语，一脸严肃。 不久，舒春儿返回新加坡，去找舒妹夫。舒妹夫恰在内地出差，让舒春儿扑了空。 1997年3月，新加坡警察发现舒春儿在宾馆里悬梁自尽。此时，舒妹夫仍在福建办事。舒春儿举目无亲，死的时候，一定是孤独极了。 突然接到丧讯电话的时候，我正准备从家里回中央电视台，不知缘何平添一股怒火，我便开着吉普车，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上狂驰，泪水不断打在方向盘上。我敢肯定，如果我们抽出哪怕一点点时间，给她一点点关爱，舒春儿绝不会死！ 她曾奋力助我，她曾主动跳舞，她曾在炉火边忙前跑后，常常是同学们都已酒足饭饱，她还没有上桌儿…… （摘自《深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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