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龄━━我的故事
二十二年梦回北京
张励：1949年8月22日生，现为人民医院医生。
张励两岁留影 |
在张励大夫那凌乱的客厅里，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从北京到陕西，又从陕西回北京的经历。谈到最动情处，总会黯然泪下。她说，她的一生像一场游戏。张励在去年已结束了与远在山西丈夫的不幸婚姻。现在，她和16岁的儿子住的东郊这套很大的房子，是她1996年花四万元买的福利房。她说，现在她把所有的爱和希??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1949年8月22日，我出生在北京一个离天安门很近的地方。1948年母亲刚怀上我时，父亲便去了台湾，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负责逃往台湾的飞机的调度人员，尽管当时他已帮我母亲、姥姥、姥爷都订好了机票。但不知为何，最後除了父亲，其他的人还是都留了下来。
自我出世後，便未见过父亲，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1986年他从美国费尽周折飞回北京。
我们走的时候都特别高兴
母亲孤单一人带着我和两个姐姐的日子并不好过，吃不饱饭是经常的事。母亲在一所中学教书，到1953年，当时的形势要求母亲与台湾断绝关系，要不然，我们全家都得搬出北京，这样，母亲烧掉了父亲给家里写的所有信件，断绝了和父亲的往来。
按照母亲的意思，我考上北京女八中，同班同学大多来自木??地往西的军队大院。他们质朴、平和，也很有朝气和自信心，我们处得很好。1969年1月底，我和我的同学们踏上上山下乡的征程。临走前，几个要好的朋友还约好在天安门广场手拿红宝书拍照留念。我们的上山下乡并没有像现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茛凉和痛苦，相反，我们走的时候都特别高兴。
二姐1967年去了东北兵团，我去的是陕北延安县的李家渠公社。一路同去的有300多人，其中还包括一些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黑帮子弟。其实，就在我要下乡的前几天，母亲就已经开始被隔离审查了，母亲有几天没有回家，等她回来後，她什麽也不说。直到一年後，我回北京探亲时，她才告诉我：「问题解决了。」长达一年多的审查终於结束了。
单亲母亲张励与儿子在一起 |
在出门见山的陕北，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去挑水，上山砍柴也要走上几里地。不过最让我满足的是，在北京吃都吃不饱，到农村反倒能吃饱了。在陕北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我干过赤脚医生、做过会计、教过小学。不过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干农活，大家都拼命干活，个子很小的同学也能背100多斤柴，那里乡亲们给予我们许许多多的照顾。
记得有一次我们用30元钱买了好多树苗，几分钱一株的优良品种我们自己嫁接。??快，核桃树、苹果树种满了村里的半山腰。等我1980年再回去看的时候，我们种下的树苗已成林子了。
一去陕西二十二年
当年我满怀希望下乡的时候，怎麽也不会想到会在陕西呆上二十二年。
1970年时，我被召进了临潼煤炭疗养院的药房工作。那会儿我常去附近的秦陵兵马俑玩，玩累了就钻到骊山的树林子里睡上一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单纯的日子渐渐过去了，我也有了两个心事，一是我希??能叁加1977年恢复的首次高考，当时我的复习时间只有22天，11月份开始复习，12月份就要考试，一天必须学完一本物理书，幸好楼下有个邻居上过大学，给了我不少的帮助。母亲却已开始急不可待的替我找寻合适的对象了。1975年，她来临潼看我的时候老是隔三岔五领回个人来让我瞧。
为了逃避母亲没完没了地给我施加压力，1977年，我随随便便地解决了自己的婚事，也就在我婚後不久，我叁加了高考，被西安医学院录取了。
我的孩子出生在1983年，当时我已35岁了，刚大学毕业一年，被分配到了距西安80公里的陕西化工厂职工医院工作。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学走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自己摔倒又自己爬起来，然後我们俩同时一拍屁股，然後哈哈笑道：「摔个大马哈。」为了孩子，我也放弃了1986年随父亲去美国的机会，我觉得我的父亲把我扔了一辈子，我不能再扔下我才三岁的孩子??！
自始至终，我和丈夫之间都有一种不可跨越的距离，他是初中毕业生，我大学毕业後，这种距离更大了，1988年2月2日，我做了一次很大的妇科切除手术，手术前，我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我的丈夫，「如果手术後我已不是真正的女人了，你会怎麽办。」他的回答是：「另找一个吧。」当时我很伤心。到1989年我计划带着孩子回北京时，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了。我们一直痛苦地守着不幸的婚姻，直到去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因为我不能再像我的母亲那样为没有爱情的婚姻守一辈子活寡，那样太苦了。
1989年底，知青回京的政策松了许多，我也开始筹划我的回京计划。我在外地呆了20多年，当时我已41岁了，毕竟我的根在北京。当时如果我不回来的话，也许我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後来，东北兵团的二姐把家里惟一的回京指标给了我，办了一年多的复杂手续，1990年我回到了北京，1991年我把孩子也接了过来。
背水一战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的日子很是狼狈，找不到工作，每月仅靠父亲寄点钱和西安的一点补助工资维持生计。
还记得刚回来那个秋天，那天，我走在长安街上，地上掉满了枯黄的落叶，我在想，我是北京出去的呀！可是我回来後，这麽大的北京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倒还不如从天安门上跳下去，一死了之。不过，最後我还是战胜自己，活了下来。
无奈之下，我还在一家皮包公司干了两个多月。直到我回京一年多，才在人民医院找到了工作。但是依旧没有房子，我和孩子只好挤在母亲十几平方米的小破房里，冬天温度也就十二三度，几个取暖器都给了怕冷的母亲，我只好一晚上起来添几次煤取暖。孩子该上小学了，我每晚只有等他睡着以後，才在床边支个小方桌，帮人写写稿子，自己也看看书。
我的人缘倒不错，好多病人都成了朋友，从他们那儿我也得到了许多生活的启迪。我的状况也一天天好了起来，到1996年，我也有了自己的大房子。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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