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龄 ━━我的故事
岁月如歌
宋淑兰，1949年3月2日生，曾为中央歌舞团员工，现在大铁塔歌舞团工作。
|
|
宋淑兰近照 |
1972工厂宣传队（后者） |
走进大铁塔歌舞团，拾级而上，记者被挂在走廊、大厅里一排排具有浓郁欧洲风情，衬托出神秘、幽深气氛的油画所吸引。伴着一阵阵优美的吉它和鼓乐声记者见到本次采访的主角宋淑兰女士。
「回头想想已过了50年了，我还真没觉得老，能干点活我心里就很舒坦。」宋女士无论从相貌还是从心态上都让人感到年轻。从文工团、工宣队，到中央歌舞团，再到大铁塔歌舞团，无论是在舞台中心，还是边缘，可以说她的五十年是歌和舞的50年。
从跳「忠字舞」到唱《红灯记》
我1949年生在北京，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记得小时候灭四害时，全民动员灭麻雀。整天学也不上了，拿着盆咚咚地或用根竹竿绑上被单、毛巾到处挥舞又喊又叫，男孩则带着汽枪、弹弓扫荡全市。後来赶上三年灾害，粮食定量供应，肚子里没有多少油水。一放学我就拿着小筐到处捡菜叶做窝头吃。春天摘榆钱叶、杨树叶、挖野菜，那年头见不到绿树叶。生活真是艰苦了一段时间，不过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我从小就爱好文艺，16岁那年我一人坐车到北京军区文工团叁加考试，当场就被录取了。当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
回想起来，我一生中有什麽遗憾的话就是在「文革」的阶段。心性最高、最想学东西的时候却成天搞批斗、打派仗。在军区大院里，两派一碰面就开始辨论，各说各的好，那时我还真是挺冲在前面的。想起来挺可笑，搞得人都神经质了。演节目时手拿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都是「顶天立地」之类的很夸张的动作。
不知怎麽的，後来作为造反派，我们又成了批判的对象。我这人性格挺强，就主动复员回到了二七机车车辆厂当工人，成了厂里的宣传队骨干。那时正赶上唱样板戏最火爆的时候，我在许多大型京剧里演主角如《红灯记》、《沙家
》的李奶奶、沙奶奶。从没演过，完全是一点点地跟着电影录音学，整个戏排得有板有眼，观众都说真像。这段时间虽累点，但兴致很高，一宿一宿地不回家，在队里唱啊跳啊。我们除了定期给厂里演出，还组成小演出队到车间或到天津、唐山等地巡回演出。当时在几千人会场里演出，我一点都不紧张，上了舞台就兴奋，很快就进入角色，感觉挺自豪的。
「一首曲子还值这麽多钱？」
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先生。他是搞作曲的，曾写过《雄伟的喜玛拉雅山》、《三峡情》、《驼铃》等有影响的曲子。我俩挺有共同语言的，他写出曲子，我是第一个听众，给他提建议。他人很细心，对我照顾得很好。我个人生活挺幸福的，我觉得作为女人，这样就很知足了。
八十年代那会，我们两囗子都挣40多块钱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挺紧的，买个自行车、9寸电视都得算计大半年。每月只能存上一块钱，谁家要有100块存款，那真是富户了。现在一般家庭哪家没有个五六万积蓄？明显感觉富裕还真是改革开放以後，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月一个新样子。记得有一次，我先生写曲子，回家带来几千块钱，我一看，激动得不得了：「一首曲子还给这麽多钱？」以前可没有过。现在家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装饰装修也挺好，小康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改革革在你头上了，就得改改自己的路子」
1983年我调到中央歌舞团资料室工作，没几年却赶上文化部头一期改革，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要求提前退休。刚开始真有点想不开，觉得我们这帮人怎麽这麽惨，干得正起劲时就退下来，真舍不得。当时团里也是什麽想法都有。团领导一次次给我们开会，请我们吃饭，让我们支持政策。我的想法很快就转变过来了，国家要让大家生活好起来，就得改革，改革，改革，革在自己头上时，就得好好改改自己的路子。
那时儿子总叫我「老妈，老妈」，我就说，别总叫「老」「老」的，我的心境还没那麽老呢，静下心来，就想不能老这样呆着。1996年底，正赶上炒股热，股市刚开始还行，傻子玩都赚钱，我就开始玩股票，刚进股市什麽也不懂，别人买进也跟着买进，这样赚了几万块钱，後来股市正规了，我买的股就一直被套住了。
这时我同事的女儿组建了大铁塔歌舞团，问我去不去帮忙。我说去呀！怎麽不去，在家呆着烦着呢，就去了，一直到现在。在这里一月也有两千多块钱的收入，挣得比在中央歌舞团时高出几倍，而且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不很好吗？现在有的人抱怨生活好容易安稳点了，又赶上下岗，我常琢磨着：变化常会隐藏着机遇，关键看你会不会抓住，这就不能怕吃苦。我要没这个机会，也许会在某单位的传达室里给人发发报纸，送送信，也挺好。我儿子毕业後嫌工资低，我对他说，别埋怨国家，什麽都是靠自己创造的，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你老爸不就是十几岁提着个二胡从内蒙古独自闯北京出来的吗？
想起以前在宣传队时，其实都是空囗号，一切还不是得一步步脚踏实地地去做吗？现在这样，挺好。 (孟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