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龄━━我的故事
“实话实说”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总策划。
采访是在杨东平研究员家中进行的，四个满腾腾的大书架并排摆在一起，两张写字桌各据屋子的左右两侧，仅给并不宽敞的房间留下容纳一张双人沙发的个性空间。杨东平告诉我，50岁的他就和20多岁的时候一样忙碌。白天在学校和所里面进行教学研究工作，晚上赶写下一期《实话实说》节目的策划方案。「绿色之友」协会所举办的环保行动，作为创始人的他自然是期期不落。生活过得很充实，忙点累些又算得了什麽！
少年已识愁滋味
我於1949年9月28日出生在山东曲阜，尚未满月便随着父母来到大上海。父亲「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母亲当时也是厅局级一类的干部。从小深受革命教育，自豪的是身上丝毫没有娇骄二气。
我所就读的上海中学位於市郊的上海县，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上海市最着名的重点中学。当时学生都很纯洁很单纯，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大事，以艰苦朴素为荣。记得读初三的时候班里面的几位女同学发起了一场「新生活运动」。不吃食堂的饭菜，自己啃从家里面带来的乾粮咸菜就白开水。把新衣服送给学校附近的农民，换来件补丁铖补丁的旧衣服穿在身上，引得全班以至全校同学大行仿效……
不久之後开始的「文革」把我的生活搅了个天翻地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父亲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达整整6年之久。母亲被下放到江西农村。我们姐弟四人中，三人下乡插队落户━━我到黑龙江省德都县，姐姐到山东荣成，弟弟去了吉林梨树县，刚满七岁的妹妹得以留在上海和家里的老保姆相依为命。
少年已识愁滋味，非常幸运的是我能被分到黑龙江插队。插队的时候有幸结识村里面的「富农」老郭头，成了忘年之交。
老郭头印象
插队时候干的第一件农活，就是手推一辆独轮车，往田里运粪肥。第一次推自然掌握不好，走得东摇西晃，粪肥溅得我满脸都是。他对我们这些知青倍加照顾，一边告知我们推车要领，一边不断用手和袖子擦我们脸上的脏土，回村才知他竟是富农，我震惊不已，以为险些被糖衣炮弹暗算，相处久了，这种警惕心理才逐渐消退。原来富农里也有好人。
老郭是个好把式，样样农活都是行家里手。我们插队的地方位於北大荒，气温低，除了土豆大白菜以外什麽菜都基本种不活。於是我设计他动手，制出了当时农村里极为罕见的蔬菜大棚，种些黄瓜、西红柿、豆角等精细菜，大大改善了我们知青的生活和村里面的经济条件。
我当时所在的知青组有23个人。成分复杂（其中有几个在家乡的时候，就是街头人见人躲的太岁爷），该出工的时候不出工，为一点小事打骂同组知青。从偷老乡家的鸡，到盗卖队里的耕牛，有一天喝醉酒竟把老郭头打成重伤。
我们实在忍无可忍，联合邻村的知青把这几个坏小子结结实实地收拾了一顿。正准备作为坏小子扭送到县上的时候，老郭头却挡住了我，他说孩子，人这一辈子谁能没点错，总不能让他们今後没路走！
老郭头说话，这几个人总算没有送到县上。但他们自觉没脸见人，不久纷纷离开知青组自谋生计。其中一个留在当地，如今当了县粮食局的党委书记。1995年我回去时，我俩一块给老郭头上坟。他在坟前痛哭失声，说老郭头给了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他才有了今天。
我的大学
1972年我被推荐上了北京工业学院，1975年底，我毕业留校，担任一个新生班的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始弃理从文，开始行政工作。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十姐妹献花记》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发表在《北京日报》头版。
《城市季风》
1994年底，我的一本讨论北京和上海两地城市文化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在北京出版。这本事先不被看好的「冷门书」，获得出乎意料的反响。面世之後，先後重印6次，并且出了海外中文繁体版和日文版。
当时，我已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对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命运、文化差异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材料和感觉。1990年以後我专门从事教育领域的研究，可以静下心来，写这部「闲书」。
实际写作是从1991年开始的，到1992年底完成。历时一年零八个月。1994年9月，见到第一批新书时，虽然仍然欣喜，但那种创造的激动早已平静，毕竟这个新生儿已经两岁了。
上海是我的故乡，北京是我的家，权当作一份「薄礼」送给两地父老。
我做了实话实说的策划
1995年底，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筹建，向社会上招募策划人。我的老朋友━━中央台《东方时空》导演乔艳林就把我推荐给台里的领导。双方见面後惊奇的发现，我们的策划思路竟出奇的吻合。於是，我与郑也夫、旷阳一道叁与了《实话实说》节目的制作。46岁的老兵又走上了新战场。
迄今为止，《实话实说》节目已经播出了近300期，成为新闻圈里的热门话题。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98年11月份，原想请少女张穆然作嘉宾那期，才十几岁的孩子，面对晚期白血病带给她的巨痛，笑对生命坦然面对死亡表现出来的镇静从容，令我深受感动。
不幸的是张穆然在节目录制头天晚上病情突然恶化，不能来现场叁加制作。还是崔永元机灵，临时改变主意请台里面许多节目主持人作嘉宾，围绕张穆然现象谈自己怎样面对生活中的不幸。节目策划的仓促，但却做得很成功。遗憾的是，节目播出前两天，张穆然离开了人世。但她的精神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也为之流泪。
节目越办越好，压力自然越来越大。作为《实话实说》的总策划，我虽然不能做得最好，但我知道最好应该怎样做，毕竟我已经50岁了。
采访结束之前，杨东平向记者透露了一下他的远景规划，退休之前按部就班。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退休之後计划自费走遍全国大江南北，考察当地的生态环境，写一份客观且全面的中国生态环境报告，国家做重大决策可用作叁考。
崔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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