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回望５０年━━经济学家锺朋荣谈50年的中国经济
高山平 杨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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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诞辰。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我们有必要对自己走过的50年进行理性的思考。
从「草论」到「猫论」
记者：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过去的5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改革开放後20年。作为经济学家，你认为这两个阶段我国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有什麽区别？
锺朋荣（以下简称「锺」）：我认为，这两个阶段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前30年我们更加注重生产关系的发展，是「生产关系至上」，甚至为了生产关系而牺牲生产力。後20年我们更加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至上」，为了发展生产对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进行大胆改革。
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前30年我们实行的是「草论」，即如张春桥所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田里能否收到粮食被人们忽视了，企业生产效益高低也被人们忽视了，人们挨饿受穷就是必然的了。
後20年，我们进行了改革，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一个形象的说法，这20年我们实行的是「猫论」，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猫」指的是生产关系，「抓住老鼠」指的是发展生产力。正是由於用「猫论」代替了「草论」，才有了後20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
所以，50年的中国经济，最终归结为4个字，即「草论」和「猫论」。前30年用「草论」指导，後20年用「猫论」指导。所谓改革，就是用「猫论」取代「草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为用「猫论」取代了「草论」。
所有制是手段不是目的
记者：那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一步步实现从生产关系至上向生产力至上转变的呢？
锺：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人们的观念必须发生改变。经过几十年的贫困，中国人才从饥饿中，从亏损中，从贫困中，从比较中，逐渐地醒悟过来，逐渐明白一个道理：所有制不能当饭吃。中国人只能吃饭而不能吃所有制，所有制只能作为人们搞饭的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目的是不能改变的，手段是可以调整的。
过去我们把所有制看得过於神圣，把所有制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目的，而把生产力置於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所有制已经经过实践被反复证明不利於发展生产力，并使生产力受到损失，我们也要坚持。另一种所有制已经反复被证明有利於生产力发展，但我们却依然不能接受，依然要进行批判，甚至进行查禁。
这几年我们进行的改革，就是从所有制至上转向生产力至上。围绕生产力发展这一最高目标，坚持「三个有利於」，对所有制进行必要的调整，逐渐改革和放弃那些不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逐步发展和扩大那些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这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启迪。
应当看到，在我国整个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所有制的竞争。那些不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无论我们怎麽「吹」它、怎麽「保」它，终究要在竞争中被淘汰。相反，那些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无论你怎样排斥它，最终都会展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来。
在当前实际工作中，坚持「所有制至上」的现象依然很突出。比如，银行放贷，不看效益看所有制，宁肯放给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放给经济效益好的、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比如，国有企业不管其效益如何，都能优先上市，而民营企业则上市艰难。在税收减免、外贸出囗以及某些特殊行业的进入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国家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宽松了，这是一种趋势，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来之不易。但应该看到，还远远不够，对民营企业真正实行国民待遇，还需要做大量努力。
「所有制至上」或「国有制至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有经济主渠道论」，即认为在商业、外贸等许多领域，国有企业天生就应该是主渠道。认为民营企业从事某些领域的经营，如生猪屠宰、药品、外贸等等，就会有假冒伪劣。因此，这些领域必须由国有企业垅断经营。
1998年5月10日是北京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 |
然而，「主渠道」不应是封的，而应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几十年来，国家给了这些国有企业垅断经营的特权，同时也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它们既未能给社会提供较好的服务，自身还背上沉重的包袱。以外贸为例，国有外贸企业不但有经营外贸的特权，有大量的配额（这些配额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有的外贸公司甚至以倒卖配额为生），还有巨额的低息贷款。而那麽多国有外贸企业有几家盈利？其实，假冒伪劣不应通过所有制来解决，而应通过加强市场管理来解决；通过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大公司，然後由大公司的信誉来解决。相反，就是国有企业，只要它自负盈亏，只要有自身的利益，在市场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它照样会造假。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即正常的流通程序是靠严格的市场管理和大公司的信誉与网络来保证的，而不是靠国家所有制来保证的。
让经济体制回到人的本性上来
记者：在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计划经济优於市场经济，「一大二公」比分开单干好，可为什麽传统体制弄得农民饿肚子、企业亏损，是不是我们过去追求的那种理想制度追求错了？
锺：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思考很久，後来我发现问题的关键出在我们传统体制与人们的思想觉悟和人的本性不适应。
「一大二公」体制建立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大公无私的，人们都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对这样的人来说，有个人利益时他们是很好地干活，没有个人利益时他们同样会很好地干活。建国50年来经济工作的实践证明，事实上人们的觉悟没有那麽高，而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不是调整那些脱离大多数人思想觉悟的体制，而是对人进行批判，批判他们思想觉悟太低，批判他们斤斤计较。批判了几十年，发现多数人还是改不了，思想觉悟还是没有想像的那麽高。於是不得不去改体制，让体制适应人，而不是让人适应体制。
记者：那麽，我们又是如何通过改革，使我们的体制和制度适应人的觉悟和本性的呢？
锺：认识到多数人思想觉悟的实际後，我们的改革就找到了对象：要让我们的体制和制度的设置与人们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相适应，要承认并照顾到个人的利益。围绕这一思路，改革在分配制度和财产制度两个层面上展开。
分配制度层面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工资、奖金、承包、价格等制度实施与调整，把人们的收入与贡献尽量联系得紧一些，以调动个人、单位或者行业、部门的积极性。
产权制度层面的改革，主要是通过使个人财产和团体财产的明晰化和合法化，来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使社会财产迅速增加。
无论是分配制度改革，还是产权制度改革，都是将人们的利益与他们的贡献尽可能联系起来。我认为，後者更为彻底，如果说分配制度层面的改革是将人们的利益与他们的贡献用绳索捆在一起，那麽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将两者用电焊焊在一起。两者捆得越紧，或焊得越紧，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动力就越强。正是这种将人们收入和财产与人们的贡献尽可能连在一起，以适应人们思想觉悟现状的改革，调动了人们创造财富、保护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1983年，湖北应城县城关镇的59名个体工商业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个体劳动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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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存在这麽一种现象：越是稀缺的资源，如土地、森林、河流等都是实现单一的公有制，结果是：表面上人人所有、严格管理，实际上乱开乱采、乱砍乱伐。我们下一步能否考虑在总体保持土地、森林、矿山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比如，为鼓励造地，新造土地归开发者所有，调动人们造地的积极性。新造森林，谁造归谁所有。这样就不会出现只有砍树人、没有造林人的现象了，也有利於水土流失问题的解决。
改革的动力 饥饿＋亏损
记者：一种观念的打破，是很不容易的。反思建国50年，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来自何方？
锺：中国的改革开放既非日本的「明治维新」，亦非近代的「戊戌变法」，它的动力最初不是来自於某种思想、观念，不是来自某种理论，特别是那些在当时处於主流和正统地位的理论家的理论，而是来自实际中的饥饿与亏损，是饥饿和亏损推动了中国的这场改革。换一句话说，农村改革是饥饿所迫，城市改革是亏损所迫。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的。小岗村18个农民冒死按下「大包干」的手印时，并没有什麽理论依据，更不是背後有什麽「高论」在指导，而是农民长期处於饥饿中，被饿急了，再那麽下去，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因此，他们宁可坐牢，甚至宁可去死，也要改革。这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改得动，之所以能改得那麽彻底的原因。
再看企业改革，几年前，谁如果说国有企业要改革产权，把企业卖掉，那可了不得，马上会有人给你戴上「私有化」的大帽子。现在为什麽国企改革能够引起上上下下普遍关注呢？原因是国有企业亏损得太厉害了，国家已经亏不起了。如果再不改革，国有企业将在亏损中消失殆尽。
记者：由饥饿和亏损引发的改革往往具有动力大、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改革推广起来比较容易的特点。那麽，如何看待这种改革的利弊呢？
锺：由饥饿和亏损推动的改革是一种非常被动的改革，这就像一个人非得撞到墙才改变方向一样，这种改革的成本是以农村几亿人的挨饿、企业数万亿的亏损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太大了。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农村几亿人还没有挨饿、或者刚刚出现挨饿时，在企业还没有出现亏损、或者刚刚出现亏损时，就进行改革呢？因此，反思50年时，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靠饥饿和亏损推动的改革应该改变了，我们的改革应该靠理性去推动。
其实，总结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遗憾和尴尬：今天的某些改革措施10年、甚至20年前就已有人提出，但那时却被作为异端邪说遭到批判，甚至有人为此掉脑袋。
1994年1月，“跨世纪的钟声--‘希望工程’大型义演”及纪实摄影展在人民大会堂兴行。工作人员正在搬运的照片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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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50年，我国不少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调整，都经过了以下周期：新体制出台，经过一段时期运行，其弊端已经明显暴露；一些思想比较敏锐、比较超前、敢於说实话的专家学者和部份政界人士提出改革的建议和思路；对改革的建议和思路或者不予理睬，或者对最先提出改革建议和思路的人加以批判，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弊端较多甚至根本行不通的体制不但不进行改革或改进，甚至还一边倒地加以歌颂；结果，本来应该早被修补甚至早被废弃的体制，硬是继续运转了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给国家、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然後在饥饿和亏损的强大压力下再加以改进。
为什麽非要到没办法时，我们许多体制才进行彻底改革呢？为什麽自然科学的发明者能够获得发明专利，而社会学者提出的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影响几亿人生活的思想观点，不但受不到奖赏，反而会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人身迫害？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今後我们国家发展要少走弯路，我们的改革要少走弯路，首先，应鼓励专家学者、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勤於思考、敢於直言。这样决策者可以在多个改革思路中选择最好的，而不能像「文革」时期那样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给予打击。其次，对那些後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先知先觉者，应当给予奖赏，以此鼓励人们探索，鼓励更多的人敢於发现真理，敢於讲真话。
大家都来为改革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改革思路就多起来了，改革动力就可以更多地来自理性推动，而不必等待问题堆积得越来越大、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多时，才不得不进行改革。
（摘自《中国市场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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