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潇瀚

在行政权力体制中混的教授，能上不能下，在其位不谋其学，将职称、待遇等现实利益看得比学问还重，这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学术也市场化了，教授将更加追名逐利，更没有人要坐下来做寂寞的学问了。但是，这些人没能看到市场体制「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会将那些只谋位不谋学的教授「请」下讲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在市场体系中得到他们应有的回报。

很多中国人，包括专家们，受传统观念及体制影响，认为学术是超凡脱俗的，不但不能与市场相联系，反而应当逆潮流而动。然而，现已存在多年的计划行政体制证明，学术若不能由金钱来衡量，就必须求助於行政权力和等级，听命於有行政权力者的评价。而握有学术行政权力的人，却不一定懂学术。如此一来，不少有学术水平的人难於晋升职称，而不懂学术却长袖善舞的人爬上了学术权力的高位。面对现实的无奈使许多人通过拉关系、走後门来谋取高位，结果便是教授满天飞，学术无人理的恶性循环从未终止。那些夺取了权力而又不学无术的教授们，将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以知识精英的姿态向行政权力索取支持，另一方面运用手中权力打击和压制一切可能威胁其学术地位和行政权力的後起之秀。他们反对科技、文化、教育面向市场改革，表面上拥护支持，暗地里却加强他们与行政权力的联盟，巩固自己的位置，有时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学术良知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体制一直是附属於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评定教授也就逐渐变得像提拔官员，至於学术的基本原则「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则不但被抛诸脑後，而且严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因环境的险恶而在威权面前低头。这样一来，在学者群中便逐渐形成了不尚真学问只求保全身家性命的侏儒学问，许多人只靠阐释政策和图解教条混饭吃，甚至这种带着学人耻辱的学术路径成了学术界众所周知的毒瘤，导致学术整体贬值。尽管近二十年来，学术状况已有很大改观，教条主义的市场越来越小，但是，评定职称的方法、过程并没有根本改变，评选教授仍显得像荒诞派戏剧：能否当上教授不看成就大小而看胡子长短（女的看脸上皱纹多少）；不看书教得好坏，而看「人缘」混得怎样；不看有无学术成就，而看有无权力地位。为了评上教授，许多冒牌学者托层层关系以发表劣质论文，甚至贿赂评委。某高校一学术评委有一天收到二十八个说情电话，而当年该校能评上教授的名额只有八个！如此情况，各校皆有。於是便有了这样的怪现象：有些青年学术成就突出，但因不走关系就不得评为教授；相反，那些几十年如一日不钻研学问，擅长做「李长空」（离题、冗长、空洞）式报告的人倒评上了教授、博导。只要制度依旧，这种制度性顽症产生的劣质教授就一如继往地稳产、高产，同时被压抑不得翻身的有为学者也会保持相应的数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对称美」，高校师生早已见怪不怪了。

这种现象的长存不灭必然引起民众的疑虑，难道科教兴国只是镜花水月，尊重知识更是梦幻泡影？其恶果便是人们依然轻视真正有学问的学人。久而久之学者们的心凉了，投机钻营者的心却热了，学术界平庸化的速度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