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郭耀煌

记者：王蒙先生，您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着名作家、学者，我们想就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请您谈一谈看法。

王蒙：很乐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咱们谈些什麽呢？

记者：对於每一个中国人来讲，现在都处於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一是21世纪的钟声马上就要奏响，世纪末的情绪日益突出；另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很多人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一些迷茫与困惑，在文学上也是如此。您能否从一种大文化的范畴就当前的文学现状及发展走势作一分析？

王蒙：这个题目太大，最好我们就一些具体问题谈谈。

记者：现在有一种明显的趋势是一切都向市场靠拢，文学也概莫能外，请谈谈文学与市场的关系。

王蒙：市场建立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使作者了解读者的多种选择。

大家都说现在已从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过去一年出5━10部长篇小说，看或者不看，没什麽选择。现在则不然，读者在精神需求方面选择面非常宽，比如影视。所以文学提供给读者的选择也就很宽。

古往今来，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两个价值系统。不能说市场流行的就都是好的，有价值的，反之亦然。有的是雅俗共赏，如莎士比亚的作品，狄更斯的小说，还有中国的四大古典小说；有的是虽得不到很大市场，却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有的是没有什麽文学价值，却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面对市场的多种选择，作家自有自己的多种选择。选择什麽？完全是作家自己的事情。

记者：文学走向市场後，就会出现好的和不好的之分。而人在市场经济中，也出现了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切向钱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王蒙：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一些私欲出现膨胀和释放是正常的，我们不能用战争时期状况下形成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人们的行为。

听一些在部队的同志讲，在战争年代，一打起仗来，一切思想问题全没有了，炸弹飞来，可以扑到别人身上牺牲自己。但仗一打完，各种问题如入党、立功、升级等又都来了。西方也有这种理论，认为战争才能使人类的精神升华。这是可怕的，要按这种理论行事，那全中国、全世界可就没一天能消停了，咱们就只能为高尚而苦难，借苦难而高尚。

另外，还有一个现实主义和道德乌托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有两类明显的道德乌托邦，一种是以老子为代表，把原始共产主义美化、道德化的乌托邦；另一种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如战争时期的平等和舍己为人。应该说这两种乌托邦都有值得珍惜和发扬的东西，但现在的社会已经发展了，绝不能用乌托邦主义枪毙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学作品中出现一些庸俗、媚俗甚至低级无聊之作也就不奇怪了，也不是什麽「文学危机」。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人们的素质、知识不断的提高，一个高层次的道德风范定会出现。

记者：现在纯文学被冷落，而通俗文学却非常走俏，这是不是作家和社会的一种无奈和悲哀呢？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王蒙：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期，往往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吓人的地位，一本书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本书似??就可以决定国家的面貌和未来。而现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学艺术的位置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尽管其教育功能潜移默化的作用还是很大，但另一方面它的娱乐、调剂功能越来越明显。更多的人是以其来换换精神、轻松一下甚至是消磨时间。文学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我们也无法设计靠文学救国。

既然如此，文学包括艺术就应该以不同的面孔来任不同的人选择。

要说通俗文艺，最厉害的应当是美国，它有麦当娜、杰克逊这样闻名世界的通俗歌星，还有大量的通俗电视剧和通俗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高雅艺术的存在。

可以说通俗文艺的发展是整个社会民主进程的一部份，必须承认一些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娱乐，或阅读上满足；必须承认在中国能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人还是少数。正如不可能人人都去读鲁迅，而王朔火爆自有其火爆的道理。

其实，纯文学也并不是没有市场，从总体上看，中国是纯文学刊物最多的国家，美国、前苏联都不行。尽管与以前相比，市场份额小了，这只能说明进入了一种常态，并不意味着文学衰落。

记者：您对作家「下海」的现象怎样看？

王蒙：1992年前後掀起了一阵「下海」风，声音最响亮的是着名小说家张贤亮，他兼了4个公司的董事长。後来又传出了陆文夫先生在苏州办了茶馆。广州几位作家不但下了海，还把生意做到了境外。

更多的作家表现得相当冷静和自持，谁愿意下就下蚨，多搞一点钱又有什麽了不起，香港台湾商而兼文有的是。

张贤亮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下海经商多麽多麽伟大，下海经商和当年叁加土改一样。我认为下海无可厚非，不必戴这麽伟大的帽子；不下海的人也不必给自己戴伟大的帽子。

记者：诺贝尔奖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您认为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

王蒙：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个多麽大的、了不起的问题，也用不着朝思暮想。关键是你有没有好的作品，你有非常好的作品，诺贝尔奖不给你发，首先不是你的损失，而是诺贝尔奖的损失；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作品，就是发给你诺贝尔奖，恐怕也不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光彩。讨论我们文学的长短得失而不去讨论怎样得奖，我觉得更好。

记者：能否谈一谈今後文学发展趋势？

王蒙：看不出来。像我这个年龄的作家，很多人在写长篇，在回忆自己曲折的生活经历，像陆文夫等人。也有一些年轻一点的女性在写自己的私人生活，他们的写作越来越私人化，包括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像陈染、林白等。有一段时间所谓新写实派的作家为人瞩目，如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也包括王朔，下一步他们怎麽写？这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找答案。余华比较先锋，但现在向写实靠拢。莫言、张凫都写出了有分量、有冲击力的长篇。

我能说的是现在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多样化，更多的说不出来。

王蒙 前文化部部长，着名作家。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

1953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

195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先後发表短篇小说《夜的眼》、《说客盈门》、《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春之声》、《风筝飘带》、《坚硬的稀粥》和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相见时难》等近百部；发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和“季节”系列的《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及诗集《旋转的秋千》。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当你拿起笔》、《创作是一种燃烧》和古典文学研究着作《红楼启示录》、《双飞翼》等。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

作品被译成为英、意、法、德、日、俄等2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并以“荣誉客人”身份出席国际笔会年会。

1987年，获日本创价学会和平文化奖，同年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特别奖。